晚年鲁迅大受左翼青年的欢迎。他曾经向往苏联，苏联也曾请他去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进步作家大会，他没有去。1932年冬天，鲁迅谈及此事时说，能够去列宁的家乡，亲眼看一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确实很向往，而且在那里能见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当然是难得的机会。

但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己的活动受到严重压迫，写的文章经常被检查或扣压，但总还可以千方百计地冲出一些，能发挥些作用。

“我未去苏联已被诬为拿卢布的人了，如果去苏联公开参与盛会，那我回国后写作活动就更困难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谢绝了邀请。从鲁迅自己的话不难看出，他在意的不是文学成就，而是发表文章，发挥一些作用。这是他的真心话，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世人趋之若骛的诺贝尔奖提名。

从1927年9月27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来看，他对“诺奖”提名的拒绝不仅仅是谦虚：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的话虽然有些尖刻，却是一语中的。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最清醒、最彻底的认识，他内心是多么渴望这个民族能站起来。

此外，鲁迅对自己也不无担心。他怕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荣誉后，没有条件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负这一荣誉。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事实上，自从《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之后鲁迅没有再写小说，在上海的最后9年只完成了一本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他曾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终未完成。

由于时代及个人的种种原因，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杂文创作。鲁迅知道中国新文学起步仅仅10年，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确实还没有产生足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鲁迅是明智的，不会被诺贝尔奖的光环照晕了头。他虽然为此失去了获诺奖提名的机会，但无损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