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看宦官专权。在中国历史上，东汉、唐朝和明朝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其中唐朝的宦官专权程度尤甚。东汉王朝和明朝的宦官虽然专权，但是还不敢在皇帝头上撒野，唐朝的宦官却能操纵皇帝，连宰相的任免、国策的制订都由其左右。唐朝宦官的权力逐渐扩大是从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宝年间开始的，当时诸王和公主要称宦官高力士为“阿翁”，驸马称其为“爷”。到了唐代宗时期，宦官李辅国仗着曾经拥立唐代宗即位有功，非常跋扈，曾经对代宗说：“大家（指代宗）但在内里坐着，外事皆听老奴处分。”唐代宗听了龙颜大怒，但也只能干瞪眼。唐朝后期的皇帝大都是由宦官拥立，这些皇帝们不但无权插手中央政权，甚至连性命都不能自保，唐宪宗、唐敬宗竟为宦官所杀。

为了反对宦官专权，皇帝们也曾经试图联合朝臣共同对付宦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唐顺宗时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和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是这些斗争都以失败告终。宦官的权力不但未能得到削弱，反而更加强。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藩镇割据是唐王朝灭亡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2年），为了保卫边疆地区，唐廷在边疆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这些节度使手握重兵，对中央政权造成一定的威胁。唐玄宗时期引发“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身兼三地节度使。“安史之乱”之前，节度使主要设在边疆，之后，唐朝为了保护中央政权，设立了更多的节度使，节度使成了割据一方的势力。各个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是实际上的土皇帝。他们垄断了地方的税收，藩镇之间以及藩镇与中央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不断进行着战争。这些藩镇大都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节度使一职通常由上一位传给儿子或者亲信的部将，中央毫无干预权。例如在唐宪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统治区域内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镇四十六处，其中只有某些事关唐朝安全的重要藩镇由中央控制，其他都是各行其是。藩镇割据极大地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统一。

出现在唐后期的朋党之争是唐王朝灭亡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唐朝中央官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靠门荫入仕的官宦贵族子弟，一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们大多来自庶族地主。科举出身的官员，由于政治地位相近，情趣相合，极易结成党派。是时，同榜进士称“同年”，进士对主考官称“座主”，被录取的进士为“门生”，门生、座主往往互相援引，形成一个个政治上的小圈子。另一方面，士族地主虽已衰落，而且其地位每况愈下，但是，他们仍然以自己的阀阅自矜，看不起庶族地主。这两种官员不断进行明争暗斗，极大地削弱了唐朝统治力量。这其中以长庆（821—824年）至大中（849—860年）年间的“牛李党争”历时最久，斗争最为激烈。牛党主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他们都是权德舆的门生。李党主要人物有：李德裕、郑覃。李德裕是赵郡士族，他“不喜科试”，以门荫入仕。朋党之争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徒然消耗了大量的政治力量，让统治阶级内部成为一盘散沙。

以上三大因素最终导致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瓦解了唐朝的统治。唐王朝终于被唐末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朱全忠所建立的后梁所取代。

近些年来，有学者认为，唐王朝统治晚期，罕见的季风气候异常致全国灾荒连连，影响了农业生产，进而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

所谓季风，是由于大陆及邻近海洋之间存在的温度差异而形成大范围盛行的、风向随季节有显著变化的风系。季风是由海陆分布、大气环流、大陆地形等因素造成的，以一年为周期的大范围对流现象。亚洲地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季风区。季风会带来明显的天气气候变化。例如，冬季风来时空气寒冷干燥，夏季风来时空气温暖潮湿。

据科学家研究，在最近一万五千年中，世界上曾出现过三次冬季季风过强而夏季季风过弱的异常现象，每次都引发了一段异常寒冷的气候，其中前两次出现在最近一次冰川期，最后一次就出现在700年至900年间，与唐王朝统治时期吻合——唐朝统治始于618年，结束于907年。根据地质研究，750年前后，唐王朝经历了一段相对干旱的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曾不止一次出现为期三年的极干旱时期，导致大面积灾荒，进而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干旱加剧了沙漠化进程，边境地区的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恶化，对内陆地区的侵略也加剧。这一切都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秘密：同样的气候变化也曾在中美洲出现。9世纪左右，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持续一百多年的干旱，著名的玛雅文明也因此消亡。

但也有专家认为，史料中并没有当时气候干旱的记载，相反，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在700年到900年间经历了两段湿润的气候期，其中只夹杂了一个短暂的干旱期。他们认为，相比于实验仪器得出的结论，前人留下的历史记载应该更可信。

虽然历史资料并没有记载气候对政治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断然否定季风异常气候的存在。首先，由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大多是定性的，很少有定量的，所以往往语焉不详。其次，对于古人来说，由气候导致王朝灭亡的结论听上去有些“刺耳”，甚至不可理喻。这是因为，依照惯常的思维，一个王朝的灭亡，应该是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有关。所以史书对自然灾害的记载普遍比较简略，我们后人无法从中知道当时自然灾害的程度。再说，古代的交通、通讯手段相对落后，所以可能会有很多漏记的情况。此外，史料记载也会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例如有些不重要的灾害记得比较详细，有些重要的灾害却很简略。所以，通过古代文献研究古代气候变化的方法并不特别可靠。

在此，我们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王朝灭亡的因素之一，并非是托辞。唐王朝的灭亡毫无疑问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王朝内部的腐败导致的，但是气候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这是因为，如果气候宜人，物质丰富，人就“懒得动”，社会就会比较稳定。一旦物质缺乏，人连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就会到处寻找资源，从而引发社会大动荡。如果说政治因素是内因，有时自然灾害便可能是外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唐朝末年，气候恶化是“压弯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或是“盖棺的最后一根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