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算是一个杰出的内政家，他非常虚心，善于听取大臣们的正确意见，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还在继位之初，他每次上朝路上碰到郎官们呈递书奏，都要停下辇来，当场拆看，正确的采纳，错误的暂时搁置，绝不拖延裁决。他还叫地方上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送入长安城作为皇帝的顾问。

某次，文帝发现云中太守魏尚虚报杀敌首级，他非常愤怒，要判处魏尚以极刑。后来冯唐谏阻说：“陛下常慨叹若有廉颇那样的将军，就不怕匈奴扰边了。但廉颇之所以常胜，是因为赵王信任他，现在魏尚屡次挫败匈奴的进攻，陛下却因为他多报了六枚首级就要重罚——由此看来，即便得到了名将廉颇，恐怕陛下也不能用呢。”文帝恍然大悟，立刻赦免了魏尚。

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廷尉，主管司法。张释之从来按律办事，丝毫不肯越轨。某次文帝出巡，路过中渭桥，一个行人躲避不及，惊了御马，险些把文帝从车上摔下来。张释之判此人罚金四两，文帝很不高兴，张释之解释说：“他只是仓促间得知车驾来到，躲避不及，这才藏身桥下，惊了御马，并非有心之失，按规定就要这样处罚。国法应该是天子与百姓一起遵守的，如果随意轻判或重判，就会使法律失去信用。我身为廷尉，如果因为陛下的原因破坏法律，那么还有谁能够秉公执法呢？”

还有一次，有人偷走了祠堂里高祖塑像前供奉的玉环，文帝指示张释之要重罚盗贼。张释之捉到盗贼，按律判他斩首示众，文帝很不满意，说：“这样大罪，应该诛灭全族，你怎么只杀一个人呢？”张释之回答说：“国法没有规定盗窃哪个祠堂里的东西要轻处，盗窃哪个祠堂里的东西要重罚，一律都是斩首。如果现在判处此人灭族，那么将来万一有百姓在高祖的陵墓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又想用什么国法来惩治呢？”

张释之依法裁决，文帝多次接纳他的正确意见，没有撤免他，也没有过多加以干涉。

文帝提倡节俭，不但禁止官员们奢侈浪费，自己也一直身体力行。继位第二年（前178），下诏清点长安城中的公用马匹，将多余的一律送去驿站使用。他没有历朝帝王常犯的奢侈毛病，很少修建宫室，某次想建造一座供宴会使用的露台，因为看到预算“百金”，就说：“这简直等于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我使用先帝留下来的宫殿已经觉得很惭愧了，就不再建造露台了吧。”

正是这种节俭的作风，使得汉初的经济发展和国家财产积累都非常顺利。

文帝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他采纳贾谊、晁错等人的建议，开藉田，亲自耕种以劝民，还允许以粮食换取爵位，或用粮食来赎罪，使天下百姓知道朝廷“贵粟”。对于郡县库存粮食可以支用一年以上的，一律诏免农民当年应缴赋税的一半。高祖时规定十五税一，文帝时经常减半，后来三十税一成为常例，百姓的负担更为减轻了。

为了保证和平安定的生产环境，文帝很少动用武力解决内外问题。当时西汉的边患，北有匈奴，南有南越、闽越等国。南越国包括今天广东西部和广西大部，其王为赵陀，趁着秦末乱世割据一隅。刘邦建立汉朝，以其地偏远，难以征伐，就暂时承认了这一政权的合法性。

吕雉称制时，为了弱化南越而限制对它的边境贸易，赵陀大怒说：“这一定是长沙王的诡计，想要煽动朝廷吞并南越，作为自己的功劳。”于是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

文帝继位以后，派陆贾去抚慰赵陀，责怪说：“你称皇帝，竟然没有使者前来长安告知一声，这合乎道理吗？”同时还修缮赵陀远在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的祖坟。

赵陀又感动又羞愧，回答说：“我当年是听谣传说吕后杀了我的同族，烧了我祖宗坟墓，这才忿而起兵，攻击长沙。我们这里蛮夷之地，手下有几千人就敢称王，因此我僭号皇帝，聊以自娱罢了，怎么敢把这种丑事报告给陛下知道呢？”于是废号称臣，双方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正是在汉文帝时期，南越对汉朝正式臣服。

对于北方的匈奴，文帝继续维持和亲政策，同时也不忘加强战备，多次击退侵入汉朝疆界的匈奴骑兵。虽然仍采守势，比起高祖后期和惠、少时期，却显得主动多了。主要因为他接纳了晁错的建议，捡选良将、徙民输粟，以实边防。

文帝最著名的功绩，是对刑法的改革。他才登基改元，就废除了沿用秦朝的“收孥相坐律令”。所谓“收孥相坐”，即指一人犯法，全家连坐。当时陈平、周勃等大臣全都反对，但文帝坚持自己的意见——大概是变乱才刚结束，他恐怕功臣们杀顺了手，残害太多无辜生灵吧。

文帝还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他说：“古代贤王治理天下，往往设置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就是为了广开言路，采纳忠言。现在因为有了‘诽谤妖言之罪’，所以群臣不敢直谏，君主无法了解自己的过失。老百姓愚昧，往往口出对上不敬的言辞，官吏们以为这是大逆不道，给予严惩，也不是正当的举措。以后相关法令全部废除。”

文帝前十三年（前167），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按律当施以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文帝说：“我父亲向来廉洁公平，如今因过失而被逮捕，即将受刑。我慨叹人死了不能复生，身体毁伤了无法接续，就算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我请求充为官家奴婢，以赎父亲的罪过。”文帝看了，大受感触，于是下诏废除肉刑。这就是有名的“缇萦救父”的故事。

肉刑来源已久，包括刺面、割鼻、砍脚、切除生殖器等许多种，非常残忍。文帝派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修改法律：髠刑（剃发）改为服苦役；黥刑（刺面）改为带着镣铐服苦役；劓刑（割鼻）改为打三百板；等等。

虽然肉刑并没有被彻底废除，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前，黥、宫等不人道的刑法依然广泛存在，但汉文帝终究开了一个好头，使战国、秦朝以来的残酷刑罚有所减轻。按文帝自己的说法是：“现在的人有过错，不好好教育就妄加刑罚，使他们想改过自新也找不到途径。肉刑使肢体残伤，脸上刺字，一辈子也抹不掉。使百姓如此痛楚，岂是为民父母的本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