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隋书》载：“贺若弼，字辅伯，河南洛阳人也。”其父敦，也是一位武将，在北周朝官至金州总管，但因为言语不慎冒犯了北周的皇戚宇文护，被宇文护陷害致死。在他临刑前，把贺若弼叫到跟前说：“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

他用锥子把贺若弼的舌头刺出血，目的就是让贺若弼记住口舌之祸的灾难，希望其子不要重蹈覆辙。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悲剧以及承受了肌体刺痛的贺若弼在北周朝为官时，出言果然十分谨慎。史载，在北周朝武帝时期，上柱国乌丸轨言于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尝与贺若弼论之。”太子为国之储君，身为太子是否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

北周武帝当然非常重视，于是“帝呼弼问之”，而贺若弼却诡对说：“皇太子德业日新，未睹其阙。”他的这一回答很显然与乌丸轨的说法大相径庭。

当乌丸轨责问他时，他说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所以不敢轻议也。”

此时，贺若弼牢记着其父的遗言，而且还在言语问题上摆明了自己的看法，言语要“密”才能保“身”。他出言谨慎，行事低调。

武帝死后，太子即位，乌丸轨便马上被新君诛杀，而贺若弼却因言语谨慎逃过了一劫。

可以这样说，口舌之祸的演绎，一直伴随着贺若弼的成长，他不但目睹了其父的悲剧，而且也经历了朋友的口舌之祸，他更应该吸取其父和其友的教训。但是随着贺若弼身份和地位的抬升，他的三寸之舌就像是失去了控制的弹簧一样，变得随意妄言，不能停止。

杨坚建立隋朝之后，贺若弼在这个新的王朝中屡立奇功，特别是在平定陈朝的过程中，连隋文帝也赞叹道：“克定三吴，公之功也。”

平陈之后的贺若弼是“贵盛”一时，不但自己权势显赫，而且因他之故，他的兄弟亲戚也一并加官进爵，形成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势。可以说隋文帝在物质上与地位上给予了贺若弼极大的享受与荣誉，隋文帝的确做到了与其共富贵。但是作为大臣的贺若弼却是越来越不能清守如故，先是自恃功高，毫不掩饰地与另一大将韩擒虎争战功；此后又常以宰相自许；然后是妒忌心加剧，与杨素不和，形于颜色；由此种种，怨望不止。

文帝一再责罚都不管用，最后将他免了官。事情进展到这一地步，按理说贺若弼应该有些反省才对，但是他却是怨气愈盛。隋文帝实在是没有办法来约束他了，于是干脆让他入狱，希望这样的惩处能够平息贺若弼的怨言以及他那颗居功自大的心。

文帝念及旧情，常常宽恕他的言行，入狱不久就又让他恢复了官位和爵位，还经常赏赐和宴请他，希望能以恩威并施的方法来限制和尽量满足他无限膨胀的欲望。但贺若弼依旧是我行我素，毫不悔改，依旧是大放怨言，甚至在一次文帝的宴会上大作怨声载道的酸诗来讥讽朝政。

可以看出此时的他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功劳冲昏了头脑，认为自己现有的身份、地位、财富跟自己的功劳相比太不值一提了。他要求的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俗话说言为心声，此时的贺若弼早已经将其父亲的遗言和朋友的悲剧忘到九霄云外了，剩下的只有那颗居功自傲的心和永不满足的欲望。

文帝死后，太子杨广即位。贺若弼忘记了一点：对于文帝来说，他是文帝的老部下、大功臣，所以文帝迁就与容忍他。但是对于隋炀帝杨广来说，贺若弼只是其父一朝遗留下来的一个大臣而已，他对炀帝没有任何的功劳可恃。当还位居太子位，杨广曾经询问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弼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太子接着问：“然则大将谁也？”

弼拜曰：“惟殿下所择。”虽然贺若弼想借此毛遂自荐一下，希望得到太子杨广的赏识，甚至还有拍马之嫌。但是他的回答却反而引起了杨广的猜忌，杨广认为“弼亦自许为大将”，显然杨广很不喜欢他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回答。于是，杨广怀记在心，但贺若弼对此却没有一丝察觉。在炀帝即位后，他仍然是我行我素，不知约束地大放怨言。于是隋炀帝是旧怨与新怨一起涌起，便找了个因贺若弼议论其过奢的借口诛杀了他。

此外，贺若弼的妻子被罚为官家奴婢，他的儿子们也被罚为奴，后来他们全被诛杀。对于贺若弼来说，这样的结局和下场是完全不应该的。他的父亲因口舌之祸获杀，他的朋友也因口舌获诛，贺若弼在目睹了其父的惨状与遭受了肌体之痛后，非但没有能吸取其父的前车之鉴，反而累及家人，使全家都死于非命。他的过失连魏徵等人也为之扼腕叹息：“虽贺若弼倜傥英略，然其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颠殒于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临终之言，必不及于斯祸矣。”

这位名将，不是战死于疆场，而是死于自己的三寸之舌。其父死于是，其子也死于是。他所遇到的君主隋文帝绝对不是一个残暴的屠戮功臣之人，在他的怨言面前，文帝一再宽容、忍让，一再地警告。但他仍然是矜伐不已，最终不顾隋文帝的屡屡警告而走向了由自己怨言所铺设的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