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成了一场接受“再教育”的运动。相比之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此时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

毛泽东的指示是给“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公开发出的最直接的上山下乡动员令，它明确提出了上山下乡的对象与目的，并强调提出“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都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把上山下乡运动的基调基本定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点上。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个“再教育”理论，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是与党内“左”倾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57年，随着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左”的思潮在党内更加猖獗，知识分子的地位急转直下。

7月份，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是这样谈到知识分子的：“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他还警告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

到了“文革”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一致看法，不管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还是新社会经过旧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也不管你是大的， 或是小的，更不管你是真正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还是半桶水的自称有知识的假知识分子，统统都是“知识分子”，统统都是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的对象。

1964年2月13日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有这样一段论述，他是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来评价的：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明朝皇帝有两个出色的，一个是太祖，是个文盲，识字不多；一个是成祖，是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以后到了万历、嘉靖两帝，读了很多书， 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是害人的事。

如此可见，“再教育”是急不可待的头等大事了。

1968年的《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调查报告，编者引用了毛泽东的 一个批示，称：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

同期的《红旗》杂志又一篇调查报告里征引了毛泽东的另一段批示：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那么，为什么叫“再教育”呢？1968年9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中就“再教育”的含义作了专门的阐述，文章说:

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

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毛泽东的前两个批示中所提到的“再教育”的对象是已经毕业并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但没有明确指正在毕业将要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所以到了12月，毛泽东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就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明确为即将毕业的初中、高中、大学生，而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则成了青年学生的必经之路。

为了大造“再教育”运动的声势，以减轻国家所面临的城市中沉重的就业压力，使更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为《带好知识青年是贫下中农的光荣职责》，文章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需要”。所以带好知识青年是贫下中农的光荣任务和神圣职责，决不能嫌麻烦，当负担：

带好知识青年，首要的是帮助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他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感情。

带好知识青年，就是要帮助知识青年在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大革命运动中努力锻炼、改造自己，通过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使他们彻底转变旧思想，爱贫下中农所爱，恨贫下中农所恨，真正在思想感情上，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知识青年要牢记毛主席“你要群众了解你，你就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的教导，作长期的痛苦磨炼的思想准备， 老老实实地拜贫下中农为师，恭恭敬敬地向工农学习，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广阔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天地里锻炼成长。

在实际操作中，贫下中农则采取“三结合”的办法来进行，即在大队干部领导下，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体，有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代表参加的“再教育”领导小组。

吸收知青代表参加的目的，是因为这些知青代表在当地知青中有一定的威信，可以通过他们来了解知青的思想活动情况；吸收下放干部代表参加，目的是想借助他们做政治工作的经验。

当然，知识青年来到农村以后，接受再教育的形式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各种政治活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报刊和广播的宣扬报道，定期印发学习材料，参加生产劳动等等。

1969年2月2日，《人民日报》的“工农兵论坛”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贫下中农的光荣任务》，文章将再教育的重点主要归纳为四点：

一是帮助知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对知青进行阶级教育；三是对知青进行两路线斗争教育；四是抓好思想，随时掌握知青的思想动向，帮助他们彻底改变旧思想。

所以， 当成千上万的知青头上擎着“达摩克利斯”之剑，口里仍然喊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来到他们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一一贫下中农面前的时候，他们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今昔对比、忆苦思甜，接下来就是学习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然后就是讲“三史”（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开“三会”（讲用会、报告会、谈心会）并把它制度化。

知识青年再不像50年代那样慷慨激昂的高喊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到广阔天地的农村去大有作为，而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