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虽对广大的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差别不可能在共产党打下江山的一夜之间就缩短了距离。那么要怎么缩短这种距离呢？

建国初，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我们的祖国有近10亿亩的荒地在边疆闲着睡大觉；我们的国家有6亿人口，其中就有5亿是农民，农业人口几乎占了全国人口的 80%。

“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仍然无法得到迅速的改变。且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之低几乎等于零，尽管新中国刚建立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并在1952年掀起了“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的高潮，却因1953年批判扫盲工作上的急躁冒进后，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学文化的消极情绪，致使扫盲工作进展无大效。

从当时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辽宁省来看，农村中，14岁到45岁的青壮年有520万人，其中文盲半文盲就占了75%。从全国来看，农村青壮年中的文盲半文盲占了80%左右。可见如此低的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是不可能加速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们在贫穷的岁月轮回中跋涉，虽然新中国让他们世世代代就渴望得到土地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但他们多么希望自己能插上有文化的翅膀，将那贫穷落后的农村翻个个儿。

然而，读过书的青年农民受社会上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学生只有升学才有出路，参加农村劳动是屈才，是没有出息的，所以他们一心只想升学读书，不能升学的则一个劲地往城里钻，即使是没有文化的青年农民也不安心在农村。

因为当时，国家对这种升学与就业带来的压力，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劝阻农村中的失学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并极力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

在客观上使历史上本已存在的城乡差别，在这部分回乡青年人当中又凸显出来，他们本来与城市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就不平等，这时又由于在毕业就业上的区别处置而进一步扩大。

这种新的城乡差别的存在又使本来就想通过升学就业来跳出“农门”的青年农民更加看不起自己的农民身份，更加不安心于农村。这就使得本来就少文化少知识的农村更加可怜。

是的，当时的中国农村那么急需一批有文化的青年人啊！再加上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需要，农村中对科学文化的需求就更显得迫在眉睫了。

1951年年底开始，为增强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积极引导农民走农业互助合作道路，随后大约1.1亿农户由个体经营改造为集体经营，并且逐步实现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到1955年，中国迎来了它的高潮。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合作化速度，惊人地成就了“鸡毛能够飞上天” 的极限境界，在广泛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又开始建立集体化程度较高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和完全集体化的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5年下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从63万个发展到190.5万个，增加了两倍，入社农户7545万户，占总农户的比例由1955年6月的14.2%猛增至63.3%，每社平均户数也由原来的26.7户扩大到39.6户；高级社在这时由500个骤增至1.7万多个，增加了34倍， 人社农户达475万户，占总农户数的4%。

从1956年初起到当年年底，经过扩社、并社和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全国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1.17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起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真是其势如浪涛汹涌，并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

至此，全国的农业合作化是提前实现了，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已基本完成，但与之而来的并发症出现了。而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今后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正如刘少奇在1957年就指出过：

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农村两个历史性的根本改革。合作化以后的农村是新的农村，农民是新的农民，但是，现在的农村和农民都还缺少文化。

为着搞好农业合作社的经菅管理工作，为着逐步地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农村迫切需要文化，农民自己需要提高文化，同时也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当农民。

就是说，合作社是一种组织机构，它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它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这是当时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所无法承担的任务。可农村中稍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又一个个跳出农门，做城里人，剩下来的则是那些老实巴交又没读过多少书的“泥杆腿子”。

那么，农村中文盲众多，高速发展的合作社又让那些大字不会认小字不能识的庄稼汉对他们所急需的哪怕一个记账员，都是望眼欲穿。

于是，他们在渴望， 呼唤着文化与科学将他们带进理想而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