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新中国有着卓越的贡献。在邓小平同志的一生中，太行山深处的涉县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在这里战斗与生活了5年之久。从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还走出了2位元帅、3位大将、18名上将、48名中将、295名少将。另外，当年驻扎在这里的129师及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后来有很多人都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

邓小平、刘伯承深情地把这里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

涉县城西北5公里的清漳河畔，有一个叫赤岸的村子，村中的五道坡上，有一座分成上、下、后3个四合院落的北方民居。1940年12月，129师师部从涉县常乐村迁至这里，邓小平和刘伯承分别居住在其中的两个院子里，住在这里的还有李达、李雪峰、赖若愚等129师领导人。下院里有邓小平、刘伯承亲手种下的丁香树和紫荆树。如今60多年的时光过去，小树早已高大成材，枝繁叶茂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原红四方面军主力和陕北红军的一部分改编为八路军129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副师长徐向前的率领下，东渡黄河，挺进敌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改编时，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张浩曾任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129师开赴抗日前线后，连日的作战，使得3次负伤两次入狱的他身体日渐虚弱，多次在工作时晕倒，经抢救才挽回了生命。刘伯承及时向八路军总部和延安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准备让张浩回延安养病。但张浩一走，政委一职由谁来接替呢？中央领导研究了几天都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有人提到徐向前，也有人提到任弼时，毛泽东都没有同意。毛泽东认为：这支部队是徐向前带出来的，他在部队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可是徐向前是一名武将，更适合带兵打仗。而且八路军要建立几个相当于师一级的部队，徐向前将有更重要的任务。至于任弼时，他应留在中央协助工作。另外还提出过几个人，毛泽东考虑了也觉得不太合适。于是毛泽东考虑再三，征求了刘伯承等前线指挥员的意见，确定由邓小平担任了129师政委。

刘伯承生于1892年，长邓小平12岁，他们两个人都四川人，又都属龙。1920年，当16岁的邓小平远渡重洋到法国求学时，刘伯承已经是声威赫赫的川中名将了。1927年，当刘伯承和周恩来等人领导南昌起义时，邓小平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刘伯承对邓小平很尊重，凡是在129师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是邓小平表过态的工作，刘伯承一定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刘伯承表过态的，邓小平也必定说：“按刘师长的指示办”。邓小平常说：“刘师长年高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刘师长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

在敌后抗日的艰苦岁月里，师部常处在敌人进攻的危险中，每当这时，邓小平和刘伯承都首先想到的是对方的安危。1942年春夏之际，日军对晋冀鲁豫边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给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师部决定邓小平到中条山去，刘伯承留在太行山指挥作战。

3月中旬，邓小平率一支部队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赶往太岳区。两个人分手后，刘伯承很不放心，因为当时敌人修筑了白晋铁路，把太行区与太岳区分割成两部分，并有重兵守卫。刘伯承不时地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情况：“小平同志是否过了白晋线了？”3月29日晚，师部收到电报：邓小平今晚要过白晋线。刘伯承当夜一直没有合眼，就在作战科坐着等候电报。实在困乏了，他就走出师部的大门，来到门前的五道坡上，望着满天的星斗，来回踱着步，焦急地盼望着，等待着。天快亮了，刘伯承再次敲响了机要科的房门，这时，恰逢陈赓旅长从太岳发来了电报，刘伯承站在译电员身后，译一个字，看一个字，直到确认邓小平已安全通过白晋线敌人封锁线，顺利到达太岳区，他才安心地回去睡觉。

129师来到涉县赤岸村后，工作环境相对比较稳定，邓小平和刘伯承两家人都住在一个院落里，相处十分融洽。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刘伯承给邓小平的长子取名的故事。

那是1945年的一天，闲聊时，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的孩子快两岁了，总叫胖胖可不行，该取个名了。”

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儿子取名叫‘太行’吧，‘邓太行’。”

刘伯承在旁笑了起来，邓小平觉得不妥，师长的儿子已经叫刘太行了，于是对刘伯承说：“不能都叫太行，师长，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字。”

刘伯承说：“这是政委的事，与师长没有关系。”

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一个吧。”

刘伯承听邓小平这样说，就把胖胖叫到身边，用毛笔定下“朴实方正”4个大字，说：“这孩子长得朴实方正，就叫‘朴方’如何？”大家齐声说好。

刘邓不分，这已为历史所证实。无论是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紧张建设的和平时期，两个人的心都紧紧联结在一起。

刘伯承逝世时，邓小平率全家参加追悼会，并在《悼伯承》一文中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129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1986年10月，刘伯承的骨灰由子女护送至涉县赤岸村北的庙坡山上，后来徐向前、黄镇、李达、王新亭等7位将帅的灵骨陆续安放在这里，人们把这里称为“将军岭”，1990年10月，邓小平亲笔为“将军岭”题名，并为“刘伯承元帅纪念亭”题写了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