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毛泽东，他在打的晚年做出了最后的一个大战略，那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了中美关系问题，他说：“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美国）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

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1970年结束的。1970年代上半期中国外交迎来了突破性大发展时期，这一突破性大发展的出现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因势利导，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个时期，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摆脱了“文革”内乱造成的外交孤立状况，全面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中美关系解冻是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因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同时，这也是毛泽东开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进程的大转折。没有这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后来要搞改革开放和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邓小平曾说过，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对美国不开放对谁开放都没有用。假如不是毛泽东把中美关系这个扣给解开了，由后来的领导人来解这个扣要困难得多，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他还深情地说道：“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著名外交史专家章百家指出，联美抗苏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个大战略”，“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接轨进程”。

从思想库的《康仑报告》到尼克松的《建构和平》报告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公然与中国为敌。毛泽东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的愿望落空。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提出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国家派留学生以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受到了美国的带头阻挠而难以实行。美国这种僵化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国内，直到1959年才出现了要求改变的思潮。这种思潮比较典型的反映就是《康仑报告》。

1959年9月，设在旧金山的思想库康仑有限公司完成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托的两个关于亚洲的研究项目，发表了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即《康仑报告》。该报告指出：“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复杂性和严重性可能有增无减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

《康仑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另一个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的“假设来实施”。

这个报告对当局虽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实际上成为了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来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

显然，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这个时期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也就开始受到国内舆论的质疑，而且在国际上也显得日益孤立。1959年9月21日，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的议程。这标志着美国多年来用搁置讨论的办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企图已经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