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破了攘夷必先安内的成见

汉武帝建立武功遇到的另一个巨大的阻力是：除了他，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攘夷必先安内”，但安内无止境，攘外也一直无从说起。最可悲的是，当汉、匈对决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朝廷上下又急不可耐地想着妥协让步。

“攘夷必先安内”这句话是汉景帝年间，大夫晁错提出来的，他认为诸侯势力太大，力主削藩，其结果是激化了中央与诸侯的矛盾，引发了“七王之乱”。民国时期，蒋公也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以致于日本人打进来也坚决不抵抗。

“攘夷必先安内”有混淆敌我矛盾之嫌，如果整天拿他做口号，邻国一定不高兴，因为你安内的目的是攘夷;内部同志也一定不高兴，因为说不定哪一天，我就被你安了。两头不讨好，何必呢?

汉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在与匈奴的交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在卫青、霍去病亡故后，将帅后继无人，朝廷上下又觉得匈奴已经臣服，不必乘胜追击，甚至主张恢复和亲。“攘夷必先安内”的说法再次抬头，就连太子刘据也觉得没必要再打击匈奴了。那么，匈奴之患是不是真的平息了呢?我们看看汉宣帝的武功就知道了。

汉宣大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大汉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

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第二年冬(前71)，匈奴羞愤，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也。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这次胜利是武帝以来，坚决执行联乌击匈政策结出的硕果。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大汉，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日逐王后被封为归德侯。这掀开了汉匈史新的一页。

汉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纵横万里的游牧风暴――匈奴帝国，全盛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与汉缠斗140余年，终于低下高昂之头。

所以说，匈奴之患直到汉宣帝时才彻底根除。汉武帝的对匈政策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可惜的是，汉武帝的这一战略因为汉武帝以及卫青、霍去病的逝去而被迫中止，知道汉宣帝的时代才得以完成。

二、沟通西域，抵御霸权

“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拆除的时候，我曾经故意将之读作“学大汉，武立国”。虽然汉朝的文治武功都有建树，但因为汉武帝的原因，汉朝的武功是非常鲜明的特色。汉朝以武立国不是欺凌弱小，而是团结西域各国，共同对抗蛮横的匈奴，其结果并非称霸一方，而是万国来朝。

回想建国之初，毛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周总理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紧紧团结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亚非拉的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如果没有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联合亚非拉就是汉武帝沟通西域精神的体现，对抗美苏霸权也是汉武帝抵御匈奴的现代版：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都是联合弱小，对抗霸权。所以当时的世界格局是，美苏虽强，却免不了忌惮中国;而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周围。这一形势，和汉武帝时期非常相似。

但是好景不长，自从中国人对越发动了所谓的“自卫反击战”。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对中国产生了忌惮，“中国威胁论”也随之而生。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国的谋士就知道“远交近攻”的道理，对邻居动武，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团结西域，就能制衡匈奴;欺负弱小，就只能向匈奴献媚。汉武帝选择了前者，这不光是君王的尊严，也是整个民族的尊严。

中国原子弹爆炸之前，在美国的华裔和其他有色人种一样，上公交车也不能坐前面的位置，只能到后面站着。有一天，一个华裔如往常一样，上了公交车就径直往后走。但是司机叫住了他，司机说：“你不用站后面去了，前面有位置，你尽管坐。中国已经爆炸了原子弹，中国是个伟大的民族。”这位华裔平生第一次在美国的公交车上坐下，到站后，他很快下了车，然后一个人躲起来痛哭了一场。

也许有些人会说：国家富强和我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或许这个问题不容易正面回答，但我可以这么说：我知道有两个民族没了国家，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吉普赛人。

三、打击豪强，建设国家

汉武帝另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敢于打击豪强。一般而言，“劫富济贫”的事只有罗宾汉这样的侠盗才会干，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只会做“劫贫济富”的事。所谓“劫贫济富”，就是《让子弹飞》里说的“赚穷人的钱”。但是汉武帝偏偏是优先打击豪强。迁茂陵，迁朔方，都是优先迁豪强。有人说茂陵当时的富人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寝，汉武帝将豪强迁入茂陵完全是为了瓦解豪强的势力。迁朔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尽快建设一个重镇。

迁茂陵，迁朔方就好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将一群平时养尊处优的人赶到穷困之地去建设。所不同的事，因为汉武帝活得够久，所以迁茂陵，迁朔方都得以严格执行，没有遗留什么“孽债”，也不会对不起“小芳”。如果汉武帝的继承者，也让迁茂陵，迁朔方的人统统回城，这些人一定会恨死汉武帝，并且比司马迁更狠毒地咒骂汉武帝。

当然，汉武帝在执行迁茂陵，迁朔方的时候，不是没遇到阻力，在迁茂陵过程中，出了一个大事件——郭解事件。《史记》《汉书》都为郭解立传，可见这位“游侠”不一般。

郭解家里贫穷，没有达到应该迁居茂陵的豪强标准，但负责此事的杨县掾也想趁此机会将郭解这个令县吏们头疼的不安定因素送出轵县，郭解于是也被列入了迁移名单。郭解纵使不是豪强，但车骑将军卫青竟然亲自为此向汉武帝求情，说郭解家贫，不符合搬迁的条件,这不能不引起汉武帝的警惕。

汉武帝反诘：“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卫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并不贫穷。”实际上，汉武帝此时已经不关心郭解家中是否富裕，而关注郭解背后的势力。郭解事件还刚刚开始，当他终于被迁到茂陵，为他送行的豪客们送给他的礼金就达一千余万，超过了迁移标准的好几倍。这就像现在网络上热炒的许多事件一样，郭解一下子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些送他礼金的豪客，未必真心敬重郭解，只是想用赞助郭解的方式来发泄都迁居茂陵这一国策的不满，而郭解也被这帮“支持者”推向了风口浪尖。

公孙弘的判词有没有道理?有!正如电视剧《刀锋1973》中，庞德对郑树森说的：“当时成名之后，就会有人帮你杀人。”郭解在这两个命案中，虽然没有亲自动手，但这比他亲自动手更为可怕。郭解或许不是豪强，但毫无疑问，郭解代表了豪强的利益。豪强试图将郭解作为话题，希望在舆论上否定汉武帝打击豪强的合理性;虽然他们看起来是站在郭解一边，实际上是将郭解推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