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而是张国焘严重错误造成的既成事实。围绕这个问题，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斗争重点围绕红四方面军是北进还是西进。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6月会师后，张国焘虽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活动，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终于迫使张同意两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党中央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于1936年8月，提出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明确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

9月14日，中革军委又为占领宁夏，对三支红军主力的行动做出具体的部署，特别强调，“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

此后，中央又多次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

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并一再强调：夺取宁夏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但此时，张国焘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实际仍不愿放弃脱离中央自成一个局面的企图。经朱德等同志的坚决抵制和斗争，并发电给中央：张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又经中央的耐心说服与挽救，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暂时放弃西进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至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可以说，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既是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剿和克服极端艰险的自然环境的胜利，又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退却路线的胜利。

第二次斗争，是在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围绕对待宁夏战役，是坚决执行中央部署“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首先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还是急于要四方面军渡河西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为此，中革军委于10月11日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11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

为了实现宁夏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区集结；二、四方面军转进至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的通马静会隆地区休整补充，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战役各项准备后，开始北攻宁夏，向南防御，阻敌北援。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完整缜密的作战计划。

但张国焘仍对中央有二心，继续其分裂主义路线，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搞“独立王国”。

为了第一步击破南敌，给第二步北攻宁夏做准备和配合河东地区击破南敌，党中央于10月24日电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

10月25日又电令：“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井眼堡、大营磐、三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于围绕击破南敌、北攻宁夏做准备。而张国焘却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推行其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计划。

从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将三十军渡过黄河，还把总指挥部、九军和五军也陆续渡过河。中央发现后，毛泽东于10月26日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中央虽三令五申电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终是不听，置中革军委命彭德怀、刘伯承准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于不顾，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

由于未能击破南敌，致使我夺取宁夏计划被迫中止执行。对此，彭总在回忆中曾尖锐指出：“张国焘多次破坏了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部消灭……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

第三次斗争，是在11月上旬。主要围绕河西的四方面军是孤军西进至凉州，还是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敌之阻击，占领一条山和五佛寺一线。当时中央令四方面军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实施宁夏战役做准备，并于10月28日电示强调：“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

10月30日，又电令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在此，既明确指示四方面军过河的任务目的，强调“紧靠作战”，“北取宁夏”，又有警示张国焘不要违背中央的意图，擅自令四方面军孤军西进，被“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

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前线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地理解中央意图，于是在11月初，即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能久停为由，数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3日，中革军委致电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

但张国焘却于11月5日致电河西部队，指令他们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在此，张完全无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而强调的是“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

虽然张也看到被敌隔断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电令陈昌浩等：“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⒃又是“不可妨碍”，又是“不受一切牵制”，当然是指中央“妨碍”、“牵制”。这就从根本上与中央的方针相对立。由此种下了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正是根据张国焘的这些指示，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至此时，木已成舟，中革军委也只有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但仍强调他们：“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

并于8日致电张国焘并陈昌浩等，答复徐、陈等七同志11月7日来电，要求组织前委和军分会，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⒄这就是“西路军”称谓和“西征”的由来。

在这里不难看出，西路军之形成，是张国焘对抗中央统一战略部署的产物。中共中央军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既要坚持原则，以大局为重进行斗争，又要注意团结，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采取协商态度，因势利导，甚至做出必要的让步。

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肯定地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似有不够确切之嫌，或者说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在此提出与注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