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生平简介

杨杏佛，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与茅以升一道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武昌起义爆发，赴武昌参加保卫战。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到南京任总统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孙中山辞职后，他赴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学习。毕业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学习。留学期间发起创办《科学》杂志。

1918年回国，1920年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经常与共产党人恽代英接触，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讲课。因而遭校方记恨，被迫离校，奔赴广州，投向革命。到广州后，任孙中山秘书。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

1926年1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秘密成立，杨杏佛被选为执行委员，主持策应北伐军工作。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杨杏佛出席国共席会议。

起义胜利后，当选为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认清蒋介石面目，以中国济难会名义极力接济和营救革命者，被国民党当局撤职。

九一八事变后，为反对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和监禁爱国人士，与宋庆龄、蔡元培等著名人士于1932年12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并组织营救了不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驾车外出，被设伏特务枪杀于上海亚尔培路。

杨杏佛死后，鲁迅以悲愤心情吟下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杀害杨杏佛的凶手是谁

一、生性耿直

杨杏佛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从两件事即可看出其鲜明的性格特点。1912年南北议和后，如果他见风使舵，完全可以在袁世凯政府中谋求较好的职位，但他却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斥资白银80余万两兴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掌握极大的决定权。当工程招标时，许多建筑公司纷纷送礼贿赂，杨杏佛照单全收，却将礼品存放在陈列室中，供人参观。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同盟办公地设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物交换处，杨杏佛任同盟的总干事，成为自由与人权的坚决维护和实践者。

傅国涌先生曾言：“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如果缺了杨杏佛这样执著精干的人物，民权保障同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作为。

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动荡中，杨杏佛曾赴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对此非常气恼。杨杏佛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

1933年5月间，特务又给杨杏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杨杏佛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对此不予理睬，蒋介石决意除掉杨杏佛。

二、奉命杀杨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1933年四五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踪，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

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戴笠于6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六人，事前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

三、特务暗杀

特务们原打算在17日早晨行动，当他们到达中研院附近即遇上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又有一队巡捕经过，所以没敢动手。

18日早上6点多，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汽车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

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入时，杨领着儿子上了另一辆汽车。当汽车驶出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杏佛听到枪声，便知是冲他而来。生死关头，他立即用身体保护儿子。特务们连开十几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凶犯们见已成功，便奔向停在附近已发动的汽车。过得诚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回来再追时，车已离得很远。赵理君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法租界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机密，立刻向他开了一枪，便开车逃遁。凶手过得诚受伤后被闻声追来的巡捕抓获。巡捕立刻将其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广慈医院抢救，杨杏佛不久便因无法救治而逝世。

四、小佛回忆

亲睹了父亲遇难的杨小佛先生当时只有15岁，多年以后，那悲惨的一幕仍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带着我乘坐纳喜牌篷车外出。

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只见路边冲出4个持枪大汉，立在汽车四角射击。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父亲听到枪声，立即伏在我的身上……终于，父亲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而我仅右腿部受了点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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