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经商之道,乔致庸的老婆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维藩原来是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来恩寿擢升汉口将军，没过几年恩寿就还清了所借蔚长厚的银两，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乔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维藩大为感动。阎维藩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乔致庸之子又让阎维藩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维藩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而且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清朝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1884年(光绪十年)每股分红是850两，1888年(光绪十四年)增长到3040两，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

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原在山西祁县的大德通总号，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与大德丰同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的山西票号。

致庸有几个老婆?

这个问题怎么跑这来了!呵可,我告诉你他先后娶了六个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