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严谨与人性的温情相交织，《底线》以法庭视角书写新时代社会转型期的百态人生。

文｜孔鲤

《底线》播出了，作为一部表现新时代人民法官的电视剧，很显然，它的主角其实不仅仅是人民法官们，尽管这部剧是以靳东、成毅、蔡文静、王秀竹、张志坚、王劲松等几代优秀法官的视角贯穿的，但这部剧其实还着重呈现了新时代社会转型期的百态人生。

这一点和观众熟悉的美剧里的律政题材有本质不同，和既往的一些国产剧、港台剧也有不小的差别。

这不只是戏剧设定上的差别，还是真实的社会制度上的差别：法官是为谁服务的。

《底线》是怎么做的呢？本剧开始就是两个案件并行，一是雷星宇案，一是骆优优案 。

先说雷星宇案。雷星宇案说的是放高利贷的人上门追债未果，强行猥亵当事人（女），当事人的儿子愤怒地将放高利贷的人捅死。这个案件的核心矛盾在当事人的儿子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类似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几起，但在本剧中是略有不同的，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于主创将它变得更具有普遍性和导向性了。

换句话说，主创想要做的不是一个案子，而是通过案子折射社会百态。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是以呈现法官为主题的美剧，那么很可能故事走向是法官如何利用规则漏洞帮当事人的儿子脱罪，当然也有可能是站在放高利贷的人一边强调法律规则的正当性，而在这样的塑造中，双方当事人其实都变成了戏剧上的客体，主体是要表现法官的高光时刻。

如果想要从戏剧上更刺激一点，还可以加入一些悬疑色彩，甚至说设置一个包庇犯罪团伙的幕后BOSS，把整部剧推向惊险刺激探案方向。

但《底线》没有这么做，它选择的戏剧切入点是把这个案子穿插在好几条民事案件中间。第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直播猝死案，接下来还有性骚扰案、员工开除案，在戏剧结构上看，它确实是类似单元剧的形式，但又不是一个个明显的区分度的单元形式，而是试图在同一时空尽可能容纳进更多不同种类的案件。

骆优优案说的是一名女性在公司直播时突然心肌梗塞当场猝死，但因为没有和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公司不认为和她构成雇佣关系，不愿赔付给其父母；与此同时公司还将矛头对准了其父母，表示是父母长期以来对该女性的强压才导致了她的不幸。

在这个案件里，法官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替双方调解。很多人包括剧中一些不太了解基层的年轻法官都会有疑惑，法院作为一个弘扬正义的地方，为什么会先想着要进行调解？这不是和稀泥吗？

不是。这不是在和稀泥。和稀泥的表现是尽快地息事宁人，表面上看起来不偏不倚，实际上帮助强势的一方潜移默化地让弱势的一方接受。但法院的调解是建立在对所有当事人的充分调查、以及对他们各自的真实诉求的了解基础上的。

是真正在解决问题。所以法官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死者父母和死者的关系是否构成对死者的打击，死者的弟弟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没有签劳动合同但在这种新型的工作环境下是否属于正式员工。

一个人直接表达出来的，不一定是他的真实诉求，真实诉求可能会碍于法理和情理而不便表达。这个时候想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思考清楚对方的真实想法，然后再想办法构建一个多方面都能接受的办法。

仔细回顾一下上面说的这些案件，我们能够发现，它们不会出现在过去，也不会出现在外国，它们只会出现在今天，只会出现在今天的中国。

当我们想明白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底线》想拍的是在社会大发展过程中，许多新生事物尚未及时被社会广泛认知，也尚未及时被法律法规所囊括，这个时候就需要依靠法律人的力量，在将这些事物所蕴藏的种种矛盾解决好。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新东西，而时代转型越快，这些事就越多。

比如哪些转型？

在今天的城市发展中，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用地建设的扩大，各种大型商场和城市基础交通越来越常态化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这事实上也必然导致了大量城市的产业结构从一产向二、三产转型。而这种转型带来的，其实就是大量原生农村人口和原生单位人口进入到市场化浪潮中，他们以个体的形式分布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做直播的，有当销售的，产业是新的，职位也是新的，甚至从根源上来说，这些产业的资金流动方式也是崭新的。在崭新的社会小结构中，一切都不够完善，那么自然会出现各种边界不明朗带来的矛盾、行为主体发生的纠纷。

如果再考虑到随着互联网的壮大，任何一件小案件都可能在互联网上引起舆情。因为虽然小案件里有弱者与强者，但在互联网的放大镜中，弱者也会有大量人支持或反对，那么如何在这种新环境下考虑到互联网舆情对当事人带来的后续影响，也必然要纳入考量范围了。

换言之，看起来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案子，但在法官的视角中，是双方当事人在各自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特异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因此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把视角放在更大的环境中。

所以从这个视角，我们会发现《底线》这部剧拍的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层出不穷新矛盾如何调节和解决的过程。剧中详细地描述一系列案件的立案、起诉再到开庭审理的过程，以及展现各级政法机关怎样去找到与时俱进地化解新矛盾的办法，这才是这部剧的核心叙事。

所以这部剧是以法院为切入点，来表现社会矛盾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从法院切入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和这部剧为什么不同于美日律政剧，是一样的。

答案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我们知道，美国实行海洋法系，美国的法院判案的主要依据是既有的判例。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样的人才能经常打官司呢？花得起诉讼和律师费用的人。换句话说，美国法律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有一定收入水平以上的个人或者有比较稳固利益基础的团体，具体来说就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构成的社区、企业、社团等集体。

所以美国的律政题材影视是什么样的呢？是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往往塑造一个勇敢的律师或者大无畏的调查记者/检察官这样的形象，用各种细节表现大量的个人高光时刻，案件的背后要么是有一个隐藏的反派大boss（往往会和美国特色的选举政治有关，身份可以是议员或者总统等等），要么是以历史上真的败诉了的大企业大财团的案例为素材——最终的结果往往聚焦在案件本身赔偿金额如何巨大，胜诉方律师个人如何名利双收上（典型代表有朱丽叶罗伯茨主演的《永不妥协》），这类题材的影片所表达的正义观，本质上是有局限性的，是基于单一的利益立场的。

在美式个人英雄主义叙事中，这些律师、法官要展现的主要是强大的个人能力，从具体的司法条文、判例材料中找到破局点，换言之，是通过个人能力在规则内部撬动资源——最后达成政治的或者经济的目的。我们熟知的比尔·克林顿以及贝拉克·奥巴马两位美国总统，年轻时都有丰富的律师工作经验，这在美国社会制度下是合情合理的。

他们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对整个社会的集体利益负责，也就是说，一些案件结果落定后，有关的社会矛盾是不是激化、深层次问题有没有解决——他们是管不了的。

而《底线》剧中展现的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中国的法院，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的政法机关，本质上是社会矛盾调解机制的核心环节，是为社会的整体利益负责的。在这个过程中，起诉、审理、判决和执行的各个环节都是要以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原则为准绳的，任何个人、团体的小利益，包括司法部门本身的想法和诉求，都要放在全社会的整体视角去考量。

很显然，这部剧的成功和潇影集团这么多年来的耕耘也是分不开的。这几年潇影集团制作了大量主流题材的影视，比如《奇迹·笨小孩》《浏阳河上》《何叔衡》，分别从深圳新发展、河长制、老革命等角度诠释了新时代主流价值观，用这种方式在艺术上呈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戏剧蓝图。这次潇影集团把目光对准法院，是把人民法官也拉进了这一新时代艺术形象拼图里，这辆车上的社会百态越来越饱满了。期待潇影集团接下来的表现。

最后还是那句话，人生难题，总有办法。虽然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出身也不一样，大家在碰到一起做事时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往往来自自身的一些固化认知，从而有时做出了错误的行为。只要愿意放下一些不必要的执念，每个人都更进步一点，那么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所以《底线》这部剧也叫《庭前无讼》，诉讼不是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