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婴幼儿照护问题，国家近年来提倡针对0-3岁婴幼儿建立正式的托育服务体系，市场化托育业务随之兴起。从“隔代照料”向专业照顾的转型，刚蹒跚起步就迎来了难题。

“被剥夺的晚年生活”

李微32岁，是一家大型私企的普通管理人员，与在事业单位做文职工作的丈夫一样，加班是生活的常态。曹桂香近70岁了，一年多前，为了照看年幼的孙子，她从湖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

李微每日6点起床，为孩子做辅食，给老人和自己准备好早餐和午饭，至少要忙一个多小时才能出门。晚上到家后，尽量在一小时内快速完成吃饭、洗澡、刷牙等个人事务，就得照看孩子和安抚老人。

即便如此，李微仍感到力有不逮。即使儿子儿媳在家，老人也很无聊，有时会看到她坐在椅子上刷手机，两眼空洞无神，那个时刻很内疚，她本来可以有时间，和老朋友老亲戚、街坊邻居聊点家长里短。

“我甚至觉得我们剥夺了她的晚年生活。”李微说。

在老人应安享晚年时，该不该让他们为了照看孙辈远赴他乡？应不应该让老人带孩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李微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后，曹桂香开始在小区内捡纸壳，这仿佛成为了她的精神寄托。她会抓住一切时间外出寻纸壳，等儿子儿媳回家后，即使已经深夜十一二点，她仍要坚持下楼。

纸壳占空间，卖不了多少钱。李微说，“将纸箱拿进房间前需要剪开，然后拖过客厅、卧室，一直拖到阳台，没法晾衣服了。我很担心附带病毒，尤其疫情期间，心里很烦，只能麻木自己，默默拿着酒精来回喷。”

不过，李微很快就意识到捡纸壳是老人宣泄情绪、排遣孤独的出口，也是老人与这座陌生城市建立联结的方式，因此她选择了忍耐。

为了让老人开心，李微夫妇甚至也开始帮忙留意废纸壳，加入到小区捡纸壳老年团竞争中。

曹桂香的情绪慢慢好转，不过没多久留守在湖南老家的老伴儿被诊断出重病，曹桂香不得不回老家。

婆婆回老家后，李微又再次面临无人带孩子的困境。她选择把自己妈妈接到北京。这一选择将完全打乱李微父母原本的生活。李微父母在湖南做了几十年的服装生意，他们常年在各大集市流动摆摊，李微爸爸负责开车运货，妈妈负责销售，尽管已经年近60岁，但两人仍然精力充沛，每月都有不错的收入。

为了来给李微看孩子，父母卖掉了货车，停掉了服装生意。“他们的生活回不去了，生意没法再做，两人两地分居。”

来到北京的李微妈妈同样无法适应，数次表达想回湖南老家。无奈之下，两周前，李微同意了让妈妈把孩子带回老家。

让孩子在自己身边长大仍然是李微夫妇的愿望。最近几日，他们每晚为带孩子问题愁到深夜，难以入睡。请保姆，不放心，送到托育机构，市场上又难以找到服务质量和价格都合适的。

“机构托育”？托不起

秦丽夫妇是深圳的新市民，有一个快2岁的女儿。孩子才9个月大时，秦丽就送去了托育机构全日托，比一般孩子提前了许多。在怀孕期间，秦丽就了解到北欧的父母育儿假结束后就把孩子寄送到托育机构，她对这种社会化的照料方式非常认可。

“我在小区也经常看到保姆带孩子，一般就是让孩子在楼下晒太阳，保姆在一旁玩手机或者跟其他人聊天，与小孩没有互动，这种方式我不能接受。”秦丽说。

她认为，在托育机构，孩子不仅可以与同龄孩子互动，还会有老师一起聊天、交流，对于孩子的智力发展、社交能力都会有帮助。

对于老人照看孩子，秦丽明确表示不考虑。坐月子时，秦丽就与父母因孩子照料问题发生争吵。“比如我觉得宝宝不要吃过多的药，因为喝母乳的抵抗力是比较好的，但长辈会给她买很贵的七星茶、保婴丹，这些都是重金属超标的。”

打定主意要送孩子去托育机构的秦丽，托育之路也并不好走。

孩子3个月时，秦丽就开始寻找托育机构，她发现大部分机构只招收2岁以上的孩子，这些机构更像是为了解决孩子上幼儿园的焦虑期问题而设置的学前托班。

秦丽回忆，有一家机构愿意接收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但需要招收到4个孩子才能支撑起成本，最终这个6月龄幼儿班因招生不足无法开班。到孩子9个月时，终于有一家机构愿意放宽要求到接收1岁以上孩子。

现在秦丽的孩子快2岁了，在托班的这一年多，每月需要花的8000元费用已快占去了家庭收入的一半，但秦丽认为值得。

现在，她最担心的是疫情，一旦出现，托班就会被按当地要求关停。今年1月，秦丽所在的深圳宝安区出现疫情后，夫妇俩只得每日轮流请假半天回家带娃。

“对于有0—3岁小孩的人来说，居家办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秦丽说，孩子的精力无处分散，会要求大人陪聊天、玩耍，大人看手机，孩子会把手机打掉，甚至上厕所都需要把她抱在怀里。

秦丽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当时，她请在珠海老家的母亲来帮忙，但防疫政策不允许珠海市民前往深圳。她又打听到龙华区的一家托育机构还未关停，立刻把孩子送了过去，并充值了两周的费用，4天后这家机构也被要求关闭。现在，这家机构已经倒闭，当时充值的2000多元无法退回。

成本难平

“2018年托育行业有几轮比较大的融资事件，但这两年几乎没有了，投资信心下降。主要受疫情影响，作为纯线下机构，疫情期间关停后生存压力极大。” 北京EarlyBird爱彼宝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辛静说。

三年疫情，爱彼宝园所实际运营时间不足2年。在辛静的预想中，在选址没有问题且运营能力不错的情况下，一所小型园所一年半时间内可以回本。但疫情不断反复，她的预想破灭了。

疫情，还不算托育行业最致命的问题。

据辛静介绍，运营成本过高一直是托育行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场地租金与人力。“北京中心城区的托育机构价格每月在六千至一万五六，一旦低于六千就很难覆盖掉成本。”一般来说，房租在整体运营成本中要占去20%-35%。

由于托育机构有要求，场地必须位于三层楼以下，导致租金价格高，北京的租金大概在5-10块每平每天，一处400平的托育园所（招收40个-60个孩子）每月租金就达6-12万。

同时，房屋启动时间长。积木宝贝副总裁刘燕介绍，按照政策要求，房屋必须静置到甲醛含量低于一定标准，为此一个托育机构可能需要空置教室达半年以上。

相比房租，人力成本更高，一般占到运营成本的40%左右。

托育机构的师生比一般不超过1:5，同时当前市场上缺乏合格的托育人才，导致企业自身承担了大量的人才培养工作。

辛静介绍，“大部分人才培养是由企业内部去做，行业内虽然也有托育师证书，但落地效果较差，获得证书一般要求60-100小时的培训时间，但是托育依赖于与孩子真正接触中的实践，否则很难领会理论。”

辛静称，爱彼宝正在跟专业院校合作，将部分课程提前植入到职业院校，经过2-3年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教育，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刘燕说，积木宝贝往往一个班配备三个老师（主班、副班和保育阿姨），主班要求为本科以上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而副班则是专科以上学历。通常情况下，完成招聘流程的新老师在上岗前还需要1-2个月的培训时间，学习如何抱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给孩子喂奶等等动作。这些时间和成本投入，导致前期支出不小。

托育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向云认为，在租金与人力成本高企情况下，收费价格难以下调，进而导致支付能力较弱的家庭无法将孩子送入托育机构。而招收孩子数量少，反过来又使得托育机构利润率降低。

托育帮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社区托育机构之一，在重庆的收费价格每月三四千元，属于普惠性质。即便如此，重庆的托育帮园所入托率也只能达到60%-80%，已经属于全市较高的水平，但某些城区的托育机构平均入托率只有30%左右。

政策扶持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房租减免、税费减免、社会保险支持、金融支持、防疫支持等措施，涉及6个方面、26条具体政策措施。

当前，我国养老托育服务业总体状况如何？怎样保障各方形成合力，促使纾困扶持政策措施取得实效？今后应如何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9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一老一小’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苏伟说，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养老托育服务业长期健康发展，关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关乎国家“十四五”重大民生承诺的兑现，也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

苏伟介绍，近年来，《“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等规划政策陆续出台，为行业长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全国已经有300多个地市级的城市（区）编制了“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全方位整合资源力量，拿出土地、住房、财政、投融资、人才等“真金白银”的政策包，促进养老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同时，苏伟也提到，这两年，养老托育服务业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普遍面临着经营成本上升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实施帮扶措施。

“这次出台的政策措施，主要是着眼于当前养老托育服务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纾困扶持，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苏伟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坚持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大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帮助养老托育服务领域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2.67亿，占总人口的18.9%。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李永新表示，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高龄、失能、独居、留守等老年群体不断增多，他们既有机构长期照护的刚性需求，又有依托社区居家便捷享受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的殷切期待。

在李永新看来，这次出台纾困扶持措施，既能有针对性地推动疏解养老服务业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释放了进一步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积极信号，将有助于进一步提振养老服务行业信心，加快推动各地养老服务提档升级，从而以有效供给来拉动服务需求，更好满足广大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

“七成以上托育机构运行时间不足3年，多数自筹建设资金，绝大多数属于小微型企业。”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负责人杜希学说，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是租场地、发工资等刚性支出，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疫情冲击下，托育机构自身难以化解这些刚性支出。

杜希学认为，实施精准有效的纾困扶持政策，短期看，会缓解托育机构自身面临的生存发展、收支平衡等问题；长期看，可以有效促进托育服务全行业健康发展，加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推动三孩生育政策落地见效。

“托育服务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杜希学表示，今后将持续关注托育服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加强政策落实跟踪，适时完善优化解决方案，将纾困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帮助托育机构渡过难关，提振行业信心，加快推进托育服务复工复产，确保托育服务可持续发展。

来源 | 经济观察网、光明日报

审校 | 岩岩、李肖笛

终审 | 宋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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