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校更名的背后，是民办教育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的转变

2018年9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小学生们陆续走进校园。图/视觉中国

文 ｜金贻龙 周缦卿

编辑｜朱弢

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下称“北京教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中学校名单》中，北京世青学校校长助理李猛注意到，自己学校的名称已经没有了“国际”二字。“现在学校名称不能再和‘国际’沾边了。”他说。

李猛所在的学校从2001年建校至今，逐渐发展成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招收中外籍学生，生源稳定。

这种变化并不出人意料。一年前的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称“两办”）就已印发《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世界”“国际”“全球”等字样；不得包含公办学校名称及简称；严禁引进境外课程及教材开展教学。

这意味着，面向中国籍学生的民办“国际学校”被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并面临着一系列合规调整。2022年3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清华附中国际学校宣布，正式更名为北京市朝阳区清森学校。这是《意见》出台以来，北京市第一所宣布更名的“公参民”学校。

当日，该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清森学校是清华附属实验学校管理的清华附中一体化合作学校之一，本次更名是为了响应教育部及北京教委的号召。除了校名变更，学校延续原有的办学管理及内核，包括办学管理主体、教育教学管理团队、办学理念。

《财经》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近一年来，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十余座城市，有超过100所民办学校更名，其中，近半数学校的原名称涉及“国际”“双语”“中英文”等字眼。

此外，《意见》还要求，原则上不得审批设立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受新政策影响，此前未获得办学许可的国际化学校只能宣布停招、停办或分流学生。

过去几十年，无论是逐步放宽的政策环境、中国家庭日渐宽裕的经济实力，还是人们对教育多样化的追求，都为各类国际化学校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根据教育行业服务平台 “新学说”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学校数量从1999年的86所增加到2019年的861所。

在民办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褪去“国际”标签，众多国际化学校又该如何续写新故事？

讨论声中，有人认为，新的改革有利于规范办学，促进民办义务教育事业发展；也有人担忧，随着政策趋严，国际化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乃至行业生存空间都将受限。

李猛看来，“这个市场还是够大的，你想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得按规定办学”。相比过去追求规模效应，他认为，一些办学者未来可能会减缓开分校的计划，“小而精”“本土化”或许是国际化学校转型的方向。

国际学校更名的背后，是民办教育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的转变。

褪去“国际”标签

“各地都在积极行动，力度和范围空前。” 谈及这一轮学校更名，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表示。

北京教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中学校名单》显示，北京市朝阳区青苗国际双语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朝阳区青苗学校。另据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4月12日做出的行政许可，北京市海淀国际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外国语腾飞学校。

从更名方式来看，以上两校均褪去了“国际”标签，区域特征则继续保留。

上述名单中，共有八所学校已更名，这当中，除了更名后的北京一零一中大兴分校 （原北京市大兴区榆垡中学） ，其余七所均原为国际学校。

“这些学校应该都是最近一年内更的名，我们的更名还没有彻底完成，还在走程序中，很多学校也都是这种状态。”5月18日，李猛对《财经》记者表示，除了向教委提出申请，还要经过民政部门的审批。

中国对民办学校名称此前已有要求。2017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和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从名称规范上来说，该通知与两办2021年5月印发的《意见》类似，只不过，前者针对的是营利性民办学校，后者则指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地方的要求更加细化。2020年，成都市教育局印发的《成都市特色化校名命名导则（2020年版）》提出，学校（含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和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名称不得冠以外国国家名称、国际组织名称字样；不得冠以“双语”“英美”等与实际不符或容易产生误导作用字样。登记使用的外文名称应当与中文名称含义一致。

除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也受到约束。

2022年1月9日，广州市教育局网站也发布通知，同意批复八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变更办学名称。

2021年9月，业内就曾传出消息，蛇口国际学校 （Shekou International School，简称SIS） 更换了校名和Logo（徽标）。目前，该校中文校名为深圳市蛇口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新徽标不再体现中文“国际”字样，但英文校名仍与原名保持一致。

公开资料显示，SIS是珠三角地区最早、最大的国际学校，于1997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办学许可，也是第一批获得国家认证的国际学校。

根据教育部定义，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是中国政府特许设立、为在中国境内合法居留外籍人员的适龄子女提供教育服务的专门学校。对于这一类学校的名称，教育部2014年底已出台《关于做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有关工作的意见》予以规范。

具体来说，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其外文译名应当与中文名称相符；应当反映不同国别普通教育的性质、层次和类别；名称前应加上所在省份或城市的名称；“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必须作为学校名称后缀使用。

但在过去多年里，一些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往往将品牌名和“国际学校”四字绑在一起，比如广州誉德莱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更名前为广州誉德莱国际学校。容易与之混淆的还有另两类常见的“国际学校”：一类是仅招收外国学生的公立中学国际部，在北京，大众熟知的人大附中国际部就属于这类；另一类则是同时招收中外籍学生的民办学校。

马学雷指出：“民办国际学校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如果是按办学性质划分，国内只有公办和民办两种学校，且二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无论是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还是民办教育促进法 （下称“民促法”） ，都没有赋予“国际学校”法律地位。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虽然通常被视为“国际学校”——学校官网也多如此宣传，但是按照规定，这一类学校不在中国学制系统内，其实施的教育活动也不属于中国国民教育序列的学历教育。

2022年3月28日，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再次强调“公民同招”，并要求加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招生管理，不得假借民办学校等名义招收中国籍学生。

“种种政策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学生必须接受国内教育且参加中考，市场上有一些机构打着‘国际学校’旗号，吸引那些打算留学的孩子上国外课程，这并不符合规定，也不属于正规的义务教育。”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

北京的国际教育咨询机构“爱选未来”负责人张海向《财经》记者分析，在北京地区，现在名称前带有“国际”“双语”等字眼，且有一定体量的民办学校，基本上都有20年以上历史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无论是生源还是师资都已稳定，本次改名对它们的影响并不大，而对一些创立时间不久的学校品牌而言影响较大。

随着“国际”标签的逐渐褪去，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多所学校开始突出“多元高中”“国际化学校”“以汉语为中心”等宣传用语，这也体现出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一行业领域的管理趋于严格化、规范化。

“国际学校”往事

李猛在国际化教育行业从业多年，本能地关注政策，当得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能再叫“国际学校”时，其第一反应是，“以后要越来越规范化了”。但毕竟是用了多年的校名，一些办学者内心多少也夹杂着一丝复杂的情感，这既隐含着对早期民办教育政策红利的感激，也对未来发展方向有一些不确定。

要理解这种复杂的情感，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实：国际学校已经在中国存在了40多年。1980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五国大使馆共同建立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在“新学说”的研究中，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所完全采用国外教学和管理体系的学校，代表官方认可的、正式的国际学校开始出现。

此后20年间，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在各地举办，比如北京京西学校、上海耀中国际学校、广州碧桂园学校，还有前文提及的SIS，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期间，一个重要背景是，1997年10月1日，《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施行，允许企业进入教育领域，政府包办的办学体制被突破。

虽然政策开了口子，但据“新学说”的统计，截至1999年，全国86所国际学校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仍然占了38所。

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在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下称“北京新英才”） 执行校长刘炜的口中，上世纪90年代末与本世纪初之交，北京以顺义区的温榆河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片别墅区，外资企业纷纷入驻，宜居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很多使馆工作人员和外企员工到附近工作或居住。这一群体本身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然对子女教育有更多个性化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民办国际学校应运而生，并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二分天下。

“顺义区是北京最早一批民办国际学校聚集的地方，也是目前北京民办国际学校办学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区域，现在光是我们学校附近就有八九所成规模的学校，这当中，很多都是十二年一贯制的，在校生数量基本都在500人-1000人，要是算上几家双语幼儿园，那就更多了。”刘炜告诉《财经》记者。

刘炜所在的北京新英才创办于2008年，靠近顺义区潮白河，前身是北京市力迈学校 （下称“力迈”） 。按照办学性质来区分，力迈算是一所民办高中，建校于1995年，但后来办学遇到困难，就在这个时候，以教育起家的新英才控股集团将业务拓展到北京，就接手了力迈。重组后的15年间，北京新英才逐渐发展成一所十五年一贯制的国际化学校，囊括了基础教育各个阶段。

“我们赶上了民办国际学校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中外交流更加频繁，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刘炜感慨，随着中国富裕家庭不断增多，出国留学的需求激增。

数据支撑了刘炜的观点。新东方发布的《2019中国留学白皮书》援引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人。该报告还称，对比2015年-2019年数据，低龄留学浪潮渐兴，就读于私立学校国际班、国际学校的群体持续上升。此外，2019年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占比达到43%，成为留学群体的主力。

北京市顺义区诺德安达学校校长辛国岚提供了更为细微的观察。

辛国岚在国际化教育领域耕耘20年，历经变迁，感触颇深。她说：“以前的家长觉得，国际教育就是学外语，上国际学校是为了逃避应试教育。现在不一样了，家长们更关注对于孩子软性技能的培养，关注个性化需求。其实国际化教育的本质是让孩子拥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按照每个孩子不同的特点帮助他们全面发展，这和中国两千年的教育传统并无不同，国际化学校在人均资源和师资配备上的优势，可以让有教无类的想法真正得以实施。”

2003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民促法，同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该条例明确：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在这之后，辛国岚曾以北京市骨干教师的身份，参与了高中教材的编写，她的感觉是，“公立教育也在寻求改变”。

接下来的故事，人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公办中学国际班遍地开花，俨然成为搅动教育领域的“鲶鱼”。《法制晚报》曾经记录过这样一个场景：2015年5月，在北京国际高中大型公益说明会上，本来预计在中午12点半结束的活动，又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仅上午四小时内，就有超过4000名家长前来咨询，由于现场人流较大，每隔十分钟才能“放行”十人。这一年，北京公办学校国际班计划招生1430人，招收比例在1:10左右。

然而，随着国际学校越来越多，在满足留学需求、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高收费、掐尖招生、课程设置混乱等问题。多年前，就有教育专家和政协委员质疑，公立高中国际班挤占了公共资源，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2013年9月5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也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学目前开设的“国际部”“课程改革实验班”等，是在打“擦边球”，收费缺乏法律依据。这也被解读为对公立高中国际班发出“禁令”。

根据国金证券的一份研报，2013年教育部出台《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草案，对公立学校国际班进行规范，多个城市也明确，在未来不再审批新的公立学校国际班，同时不再扩大招生规模。公立学校国际班的数量此后开始减少。

“我们可以看到，这20多年来，总是有一些突破政策的乱象出来，其间也出现过政策起伏。现在确实该好好进行疏理和总结了，不能再让这些乱象扰乱教育秩序了。”教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对《财经》记者说。

“非营利”之后

规范办学名称之外，2021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下称《民促法实施条例》） 要求，不允许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一直以来，在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环境中，有部分民办学校却以“非营利”之名行“营利”之实，对于“民办学校是否可以营利”，立法界也经历过多轮讨论。

2002年出台的民促法允许民办学校可以取得“合理回报”。2016年11月7日，民促法修订完成，提出“营利性、非营利性”分类改革于2017年9月1日实行。修订后的法律删除了“合理回报”说法，同时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这意味着，小学和初中只能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同时投资人不能再取得分红，否则属于违法。业内普遍认为，该规定是对民办国际学校影响最大的条款。

在民办国际学校的举办者中，既有德威、赫德这类外国私立学校品牌，也有成长于中国本土，再谋求全球布局的教育类上市公司，比如枫叶教育等；还有一类则是通过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转制而来。

无论哪种类型，办学的前提都是先拿到牌照，一种常见做法是使用国外教育机构名称，业内俗称“贴牌”。张海解释：“运营方先拿到使用品牌的授权，然后再与地产商谈合作。比如说，你 （地产商） 给我出场地建学校，我 （运营方） 给你推荐地产项目。一般情况下，都是运营方和品牌方打包一个价格，品牌使用费和利润分成具体是多少，就要看合作的深浅了。在沿海发达城市，这已经是很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了。”

张海还表示：“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基本都在20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上得起的都是富裕家庭，家长可能成为地产商的客户。”

与地产商互为捆绑办学的“公参民”学校类似，一些民办国际学校与公立中学、高校的合作也多为名义上的。“办学初期，主要是借用公立学校的牌子把体系建起来，等成熟之后，双方的合作就取消了，再独立出去。”张海透露，改名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后面可能还牵涉到股权调整、工商变更、利益分配方式及教学体系的变化——这也就不难解释，在本次“更名潮”中，也有部分民办学校兼具国际 （双语） 学校和“公参民”学校的双重特征。

“在义务教育阶段，各国都是以公办教育为主。但是20年前，我们的公办教育发展还不完善，放在当时的背景来看，鼓励‘公参民’学校和社会力量办学，允许‘合理回报’也是可行的。但办学校的初衷应该是办教育，而不是办公司，这一点当时好像并没有想透。”程方平表示。

不过，程方平也强调，外界不能因为看到民办学校挣了钱，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价值。他说：“民办教育的优势是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很多改革也是从民办学校先开始的，以前很多残疾人进不了普通公办学校，主要是一些民办性质的专门学校在接收他们，这些学校可以帮政府和有实际困难的人做些事，如果有好的制度保障，有条件办得更好。”

上世纪90年代初，还在教育部一家直属单位任职的程方平和一些教育界人士，在北京办过一所十二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建校伊始，《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尚未出台，当年的相关部门对民办学校的态度是，“办得再好，也不给你支持”。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做出了一些探索，比如英语学科，除了使用官方推荐用书，学校还自编教材，增加口语交际环节；美术课教学生编织手工艺品；体育课要求每个学生都有强项，办学第二年，学校参加全区运动会就摘得团体三等奖。

“民办教师往往更有危机意识和探索精神，我们当时还给老师在职学习、出书、做研究的机会。当你认可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创造力，给他们的成长提供帮助，他们会记你一辈子。”程方平认为，即使放在今天，当年所做的探索也是超前的，不过因为体制原因，那所学校办到第七年，他选择了退出。

这些年，随着民办教育力量的壮大，也滋生了一些权力寻租、黑箱操作现象，加剧了社会焦虑。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这种现象是时候该得到矫正了。”这也正是《民促法实施条例》所肩负的使命。

在《民促法实施条例》中，除了通过“设禁区”等方式，对当前民办教育某些领域中出现的过度资本化、商业化“亮红灯”，还进一步明确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在税收、用地、补助等方面享有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权利。

程方平也关注到了这些政策，但他表示，民促法及其实施条例更大的意义是起导向作用。“它传递了一种希望，即我们要把民办教育越办越好，国家会支持你，和公办学校一视同仁，但真要碰到具体的事，能否真正落实到位，还依赖地方出台细则，以及相关部门的执行力度。”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国际学校属于十五年一贯制，如果打算将非义务教育阶段登记为营利性民办学校，那就意味着，学前 （比如幼儿园） 和高中要与义务教育阶段 （一年级至九年级） 进行拆分，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资产、土地等方面的切割。

“哪一块是成本，哪一块用于学校发展，哪些又是收入，在现实运作中很难捋清楚。”程方平指出，现阶段，尤其是面向高中阶段的民办学校是一个特殊类别，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虽有提及，但还不够充分。这可能会出现一些探索，而有些探索是积极的，有些则是消极的，甚至纯属钻空子。

对此，程方平呼吁，对于包括国际化、双语类在内的民办学校，如何监管、权益的保障、责任与义务的边界等，应该在学前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实法”中体现出来。

“未来的整体思路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符合这一方向才能留下来。”马学雷认为，赚快钱、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一些民办学校还是像过去一样，简单地贴标签，吃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和城市红利，今后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秦琳撰文指出，新修订的《民促法实施条例》颁布后，民办国际化学校面临更多合规要求，特别是在分类管理政策下，义务教育阶段国际化学校必须回归非营利属性，这对于国际教育行业，很可能带来一定降温效应。

“双轨制”趋势

2019年，两办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

如何不踩政策红线，同时又办出特色，这是每一所国际化学校都在思考的问题。

“以前在名称上添上‘国际’‘双语’几个字，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特点，现在去掉标签后，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内秀’更加重要。”马学雷告诉《财经》记者。

马学雷建议，在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背景下，国际化学校应该顺势而为，把国际课程和本土课程进行对标，以本土课程和教材为基础，查缺补漏，将本土课程国际化，而不是国际课程本土化。

之所以提出这条建议，与马学雷的现实观察有关。在2019年前后，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很多国际化学校论坛上，很多校长都热衷于谈论国际课程融合的话题，一些教育中介机构也把是否获得国际课程认证或国际考试授权作为评判学校是否够“国际化”的标准。

“这在方向和逻辑上犯了根本性错误，或许会把办学引上歧路。”多年前，马学雷就曾撰文指出，国际课程本土化不是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好方法，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

按照马学雷对相关政策的理解，国内高中可以将国际课程本土化，但仅限于经过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或者融合、探索、研究型课程项目。在他看来，国际化学校要想合规发展，使用国家规定课程与教材是必然之举。

但这是否会对中国学生的留学产生影响？

胡胜 （化名） 是上海一所公立中学国际班高二学生，他们在修读AP （Advanced Placement，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课程的同时，也要接受国内课程的学习。“像语文、数学这些，我们都要学，学校还会组织考试，只是节奏比普通班慢一些。”他告诉《财经》记者，相比参加高考，班上同学都想出国留学，这是当初选择进入国际班就已决定的“大事”。

前段时间，因为疫情原因，胡胜所在的城市不能按计划举行一年一度的全球年考，AP主办方美国大学理事会 （College Board） 还宣布，不提供网考和补考机会。看到这个消息时，他有些慌乱，因为再过几个月，升入高三的他就要开始申请国外大学，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现在他还在准备托福考试。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里，读国际化学校就是为了出国留学，不过最近一两年，这一观念似乎有所改变，“双轨制”办学模式也被一些学校提上日程。所谓“双轨制”，即一所学校同时拥有高考和留学两种升学通道。

目前，具备“双轨制”办学经验的学校还不算多。根据“新学说”近期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0所民办学校采用了“双轨制”，绝大多数学校将分流的时间定为高中阶段。北京市新府学外国语学校 （下称“新府学”） 高中部校长刘燕海判断，国际化学校正面临着转型，今后，“双轨制”可能成为趋势。

新府学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双语学校，招收中外籍学生，采用小班制的教学形式。据该校官网介绍，高中部包括美国国际高中班、加拿大国际高中班、英澳国际高中班等七种项目。不过，随着《民促法实施条例》的实施，从2021年9月开始，该校开始推出“双轨”课程，首期招生面向高一新生。

“只要学生参加国内的高中会考，就已经具备申请国外大学的水平和资格，如果继续参加高考，申请国外名校的可能性更大。”刘燕海曾在一所美国大学国际课程项目担任中国区校长十年。他注意到，申请国外大学的中国学生当中，很多都参加过高考，回国后的这些年，他发现在一些公立中学，尤其是发达地区，申请国外大学的学生中有相当比例参加过高考。

早在2008年前后，刘燕海就提出了“让中国教育国际化”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基础教育的知识体系很丰富，其难度并不亚于国外课程，国外大学也承认中国高中的教学体系，因此不必拘泥于全盘引进国外课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 （下称“西外”） 校长林敏觉得，“真正的双语人，要做到既认同中国文化，同时又要有世界眼光、胸襟和格局。”他是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毕业后又去国外读硕士、博士，然后留在国外大学工作，一待就是20年。

经历多年摸索，西外对高中课程进行了创新。林敏介绍，考虑到学生在八九年级就要开始规划将来的发展方向，学校进行了理科大类（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融合，并开设理科大类课程融合班，在这背后，是教师根据国内课程知识点和AP、A-Leve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英国高中课程） 等国际考试知识点进行的重新编排，如此一来，学生既有底气参加高考，也不耽误申请国外大学。

对于走“双轨制”路线的学生，新府学除了在中国高中课程的基础上进行外语教学，将语言标化及应用课程、双语学科课程两部分作为补充，还开设了综合素质课程。

刘燕海对“双轨制”有信心，不过他也认为，这种模式对于师资的专业度和稳定性有很高的要求，要想普及开来，还有一个过程。“现在家长们还在犹豫期，就看谁有能力去说服家长，一切靠效果说话”。

原标题为：“国际学校”渐成往事｜《财经》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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