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最受欢迎的乌克兰难民，可能就是那些学龄的小朋友们了。

承接苏联体系的乌克兰数理化教育，比欧洲高了不止一个层次。

结果，乌克兰难民儿童刚被安排进入当地学校没多久，就开始帮欧洲同学做题了。

而针对成年人的世界，国际上也流行这么一种说法——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应该是“美国的学校，中国的学生，苏联/俄罗斯的教授”。

至今，相比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很多方面都弱了不少，但数理化教育领域，却仍旧是个非常强大的存在。

比如，2014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受邀的美国数学家中，近乎一半的数学家，都跟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有关。

俄罗斯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所，论知名度可能不及某些西方院校（这个原因很复杂），但实际的科研学术能力，确实相当厉害的。

而且，咱们中国的许多著名高校，特别是那些行业类高校，几乎都能在如今的俄罗斯找到对应的学校。

相比之下，西方则几乎没有这种的行业类院校。

例如，

北京印刷学院—莫斯科国立印刷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莫斯科国立体育学院；
北京化工大学—门捷列夫化工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圣彼得堡国立矿业大学（原列宁格勒国立矿业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俄罗斯国立地质勘探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莫斯科动力学院；
北京建筑大学—莫斯科国立建筑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莫斯科航空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圣彼得堡国立林业大学（原列宁格勒国立林业大学）

其实，对于数理化的重视，不仅仅存在于苏联的教育政策中，早在沙俄时代，从17世纪末彼得大帝搞改革的时候，就有个硬性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会算数和科学，以及一门外语，否则将会剥夺对方的全部特权。

彼得大帝的继任者们，也在持续不断地从西欧引进着大量科研人才，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伯努力兄弟，欧拉等等。

比如，1760年，欧拉在德国的农场遭到了俄军的抢劫。当时指挥作战的俄罗斯将军得知对方的数学家身份后，主动上门去赔礼道歉，并给欧拉一笔远远大于实际损失的赔偿。

不久后，俄罗斯的伊丽莎白女皇（彼得大帝的二女儿，也是个非常厉害的君主）听说欧拉在战争中受到损失时，竟然再度给他一笔极为可观的款项，并亲自写信邀请欧拉来彼得堡居住。

俄剧《叶卡捷琳娜二世》中的伊丽莎白女皇，一个非常有压迫感的女人

当时的欧拉考虑到俄国的酷寒气候，委婉地拒绝了。

六年后的1766年，伊丽莎白女皇的外甥媳妇，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盛情邀请欧拉来彼得堡。

这回，欧拉接受了邀请。

在彼得堡，俄罗斯以皇室贵族的规格接待了他们一家19口人。

叶卡捷琳娜女皇免费赠送了欧拉一栋家具齐全的别墅，并派了自己的一个御厨去照顾他们全家的饮食。

后来，欧拉一直生活和工作在俄罗斯，直到他去世。

当然，除了科教兴国的道理，沙俄统治者很多时候，也存在“作秀”的成分——想花钱养名望，抑或是喜欢“集卡”一样“收集”科学名人和艺术家。

但无论他们的初衷如何，这一笔笔的“投资”，带给后人的回报，都是相当超值的。

特别乏味的文字，就不多说了，下面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

195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前苏联物理学家，社会主义劳动勋章获得者，伊戈尔·塔姆，通过“做题”而死里逃生的经历。

伊戈尔·塔姆（1895年7月8日-1971年4月12日）

伊戈尔·塔姆出生于远东地区的海参崴。在这个沙俄帝国刚从大清国抢夺而来的边疆区，塔姆接受了良好的中产阶级教育，并考入了9000多公里之外的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专业。

塔姆毕业后留校执教。没多久，因为科研成果非常突出，还不到30岁的塔姆又被敖德萨大学作为专业人才，高薪挖了过去。

然而，他刚到乌克兰没多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就相继爆发，四处都是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

当时的敖德萨恰巧就是个红军和白匪军争夺的主要地区。

乱世之下，城区物资匮乏，塔姆饿得受不了，于是拿了几把银勺子，冒险跑到乡下，试图找当地农民换点动物制品。

不巧的是，他在一个农户的院子里，遇到了一伙突然杀进来的白匪。

这支白匪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静静的顿河》里的那个马赫诺匪帮的手下。

苏俄内战时代的白匪

匪帮的一个马仔从塔姆的装束和气质上判断出，这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青年，压根不像个农村人，认为他很可能是红军的密探。

于是，几个人一拥而上，把塔姆抓了起来，直接押到了匪帮头子面前进行讯问。

这个匪帮的“老大”满脸络腮胡子，腰里别着手榴弹，胸前挂着子弹带，一幅凶神恶煞的样子。

“老大”走到塔姆跟前，厉声喝问：你这个狗杂种，是不是想来颠覆我们的乌克兰祖国啊，谁派你来的，不好好招供，你就是死路一条！

塔姆慌忙辩解道：您误会了，我跟红军没关系，我是敖德萨大学的一个穷教授，实在饿得慌，来这里就是为了弄点吃的。

塔姆还想继续辩解，被匪头粗暴地打断：你才多大年纪，还敢自称是大学教授？你算是哪门子教授？你这样的能教什么？

塔姆赶紧说：我是物理教授，也教理论数学。

没想到，这个土匪老大，立马就来了兴趣，撇了他一眼，沉思了一下说——你把麦克劳林级数取到第n项，计算一下会产生多大的误差？

然后又补了一句，你要是整不来，老子直接毙了你！

塔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麦克劳林级数是高等数学一个相当专门的分支学科里的高深问题，居然从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嘴里说出来！

就这样，塔姆被土匪的枪摁住，开始战战兢兢地“做题”，然后交给匪头过目。

匪头看了看答案，笑了一下说：算你小子答对了，看来你还真是个教授，你回家吧。

就这样，靠着“做题”塔姆成功保住了性命，世界上因此也多了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上述故事，来自于伊戈尔·塔姆的回忆录，他曾写到：这个土匪头子是谁，没人知道。但如果这个人不战死在疆场的话，也许以后会站在乌克兰某座大学里讲授高等数学呢。

第二个故事。

虽然沙俄时代也人才辈出，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曾经取得过灿烂成就，但那时候的教育带着鲜明的等级性、阶级性、宗教性，只面向富裕人口和各色特权阶级。

一战时被嘲笑为“灰色牲口”的沙俄陆军，文盲比例超过了60％，是参战国中，文盲占比最高的，甚至略高于“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

所以，从苏联诞生那一天开始，就在诚心实意地下功夫地扫盲，发展全民教育。

苏联早期的军队扫盲海报

毕竟，要巩固政权，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而这又离不开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的人才支撑。否则，再多的人口，那也谈不上是财富，更像个负担。

1920年代初，苏联的识字率只有20%左右。

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50岁以下的苏联人的识字率已经达到了100%。

1970年代的苏联大学生

世界举重冠军米哈伊尔·考克利亚耶夫正好就出生在这个时代（1978年生）。

他中学时，正好赶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最混乱和最艰难的阶段。

那时候的他穿着假阿迪跟着一帮“兄弟”开始“混社会”。

在回忆自己为何会选择练习举重的时候，考克利亚耶夫是这么说的——有一次我们惹了点麻烦，警察找上门来，让我的家人非常紧张。

于是我哥建议说：既然你精力旺盛无处发泄，那就跟我去练举重吧。就这样，我跟着他去了健身房，从那以后我不仅更加强壮，而且学业也进步了，高中毕业时成绩全是A。”

米哈伊尔·考克利亚耶夫

记者问——“你当时究竟惹了什么麻烦呢？”

考克利亚耶夫回答说——“我和兄弟们闯入洗劫了一家图书馆，每个人都搬了许多书回家。”

第三个，就不多写文字了，看下图。

都说苏联/俄罗斯人特别能排队，但其实，他们排队，有时候并不是在购买生活物资、数码潮品或者吃麦当劳，再或者去政府机关办理业务....而是为了——欣赏艺术。

这张照片是2016年，俄罗斯人在冰天雪地里排队等待进入画廊，去欣赏正版的《少女与桃子》。

就是这幅谢洛夫的名画《少女与桃子》。

另外，音乐类的，就更不用说了，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 、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等等。

再加上文学类的一大群，随便捋一捋，就是一大长串名字.....

不得不承认，战斗民族的血液里，不仅流淌着伏特加，还流淌着数理化和文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