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羌族人民早年以游牧为生，手工业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不大，主要有简单的皮毛、木器、酿酒等家庭作坊式手工业，生活所需的手工用品都是从邻近的汉族那里交换获得。随着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李继迁、李德明统治时期，西夏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党项民众、统治阶层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加大，促进了西夏手工业的发展。

西夏立国后，民族区域特色非常明显的手工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些产品甚至可以与宋朝的手工产品相媲美。冶铁业中的兵器与农具的制造，直接推动了西夏政权的发展和壮大。采盐业成为西夏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皮毛加工业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活字印刷技术处于领先地位。

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西夏在冶金铸造、皮毛加工、丝麻纺织、湖盐提炼、陶瓷烧制、木器制作、雕版和活字版印刷等行业有较完备的体系和相当的生产规模，这源于西夏政府的扶植和对宋朝先进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借鉴。西夏的手工业分官、私两种，在西夏的行政机构中设有铁工院、木工院、砖瓦院、造纸院、织绢司、金作司等专门的机构，具体负责冶金、锻造、建筑、印刷、造纸、制陶、纺织等行业的生产管理。

西夏的手工业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需要，并不是为了商品交换。在西夏国内的手工业者分为依附匠和自由匠两大类。依附匠主要是来源于罪犯和战俘，自由匠主要是西夏民间的个体手工业工匠。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生产者在西夏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

质地优良的纺织品党项羌族是游牧民族，他们“织牦尾及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在西夏国内有专门的纺织业作坊，西夏的纺织业是在原有的皮毛加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毛纺织业是西夏纺织业中的亮点，既是官营手工业生产部门，又是党项羌族人民普遍的家庭副业。

西夏皮毛加工业的原料主要为羊毛、牛尾、山羊绒。制成品有：皮帽、皮衣、皮裤、皮袍、皮靴、皮袋、皮褥等。在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岘出土的西夏皮靴，用生牛皮制成，皮面上还保存有牛毛。毛制品在西夏的应用也很广泛，毛毡、毯、褐是良好的防寒保暖材料，党项人用它做成毡帐篷作为冬暖夏凉、移动方便的居室，毛制服饰既可以防寒又可以防雨雪。

西夏灭国之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过西夏故地额里哈牙（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城），他在游记中写道“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百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百骆驼毛制之也”，间接地反映了西夏毛织手工业的水平。

除传统的毛织业外，西夏还有丝织业、麻棉纺织业存在。西夏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但是境内也出产桑蚕。据《水经注》记载，“河水以北薄骨律镇城（今宁夏灵武市），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以桑果余林，仍列洲上。”《资治通鉴》在描绘唐朝时期的陇右地区时也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者无如陇右”。

如此丰富的桑蚕资源，为西夏的丝麻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夏的丝麻纺织品种多，有素罗、纹罗、纱、绸缎、绮、工字绫、异向绫等，西夏人不仅能织普通的丝织品，而且还能织造高级的文锦，其中在西夏陵108号墓出土的茂花闪色锦在中国属首次发现。在宁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和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婴戏印花绢、绣花荷包和绢花等，织工细致、图案精美。

西夏的丝织品与宋朝的丝织品的织法有所不同，且品种较多，薄厚不一，有粗细之分，有的有皱，有的有孔。棉麻布的生产在西夏也十分广泛，西夏所统辖的沙州地区，自汉唐以来就以生产棉花而出名，棉布也是当时西夏的普通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衣物面料。

另外，从已发现的西夏壁画中供养人的衣服、木板画人衣、织物等，清楚地反映西夏的印染业相当发达，印染色彩丰富。

闻名遐迩的冶炼业在目前所发现的西夏文物中，金、银、铜、铁类文物占了较大比例。据西夏文百科全书《圣立义海》记载，西夏“西边宝山，淘水有金，熔石炼银、铜”，说明了在西夏境内产金、银、铜。但实际上，西夏的金产量并不高，主要还依靠从外进金来从事金手工业生产。西夏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临河高油坊西夏城址中出土的金莲花盘、刻花金碗、金佛像、金剔指等，宁夏境内出土的银碗、银钵、银盒、铜牛等，工艺十分精湛，反映了西夏很高的冶炼、铸造、雕刻、抛光、鎏金工艺水平。

西夏境内的铁矿资源丰富，尤其是横山一带土地广袤，千里沃壤，人物剽悍善战，多马且有盐铁之利，西夏人恃以为生，这成为西夏冶铁业发展的基础。由于西夏是以武立国的国家，很重视军器制造，因此，西夏的冶铁手工业主要用于生产工具和军器制造。

西夏锻造的兵器在当时很有名气，在宋朝人的眼里，“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北宋将领曾这样赞叹西夏将士所穿的铠甲：“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党项羌人的冶铁已采用竖式风箱，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工艺设备。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锻铁图，画面上两个人手扶铁锤，密切合作，正在锻打铁具，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西夏冶炼工人的劳动情景。冶铜是西夏冶炼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的铜器制造分打、铸两种。

目前出土的铜器有铜牌、铜镜、铜刀、铜门钉泡等。195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的西夏文铜方印，印的背面用西夏文标有“奲都五年”（1061年谅祚年号），印文是西夏文“首领”二字，制作精细，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夏文印。昔日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名刹承天寺，现在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博物馆，当年的佛殿如今陈列着很多珍贵的西夏文物。

人们进入展厅，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于西夏陵园101号墓的鎏金大铜牛。这尊卧式铜牛由青铜铸造而成，长120厘米，重188千克，体形硕大模制浇铸成型，中间是空心，外表通体鎏金，牛屈肢而卧。双眸远眺，四肢有力，肌肉突出，体态健壮，形象生动。鎏金铜牛是西夏艺术品的珍品，真实地反映出西夏青铜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被列为宁夏一级保护文物，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定为国家级文物。

颇具特色的陶瓷制品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到了唐代，我国的制瓷技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享有较高的声誉。进入宋朝以后，制瓷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制瓷技术日益精湛，产生了几大名窑。

宋瓷的种类繁多，从生活用品到工艺品，千姿万态，艺术价值颇高。像以前被誉为“丝绸之国”一样，此时，中国又被称为“瓷器之乡”。china一词，就有“瓷器”之意。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宋瓷也传播于西夏境内，瓷器成为西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制瓷业是西夏的重要手工业之一。

目前发现的西夏陶艺多数保存完好，其出土地点广泛，反映了西夏具有发达的陶瓷业。从瓷器的形制和质地来看，西夏的瓷器制造业比起中原宋朝的瓷器制造业虽有逊色，但也具有一定的水平，其中以烧制白瓷、褐釉瓷、黑瓷和青瓷为主。器物的种类有碗、碟、瓶、盂、缸、炉、壶、漏斗等生活用品，有砚台、砚滴等文房用品，有象棋子、围棋子、牛首埙等娱乐品，有人物、动物、猴面人身、观音送子等塑像，有纺轮等一些生产用具和兵器，有如意轮、金钢杵、法伞、念珠、莲花座等佛教器物，还有其他各种建筑构件和饰品。

我国在宁夏、甘肃、陕西、青海、内蒙发现的西夏瓷器有数十种、上千件之多，其中高足器和剔花品种是西夏瓷器的显著特点。在西夏境内有专门烧制瓷器的窑址，1984年～198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宁夏灵武发现了西夏时期的窑址。另外，在宁夏贺兰山插旗口内也有一处窑址，所烧白瓷仅在西夏陵区的陵邑遗址中有所发现，这很可能是一处专为西夏皇宫烧制瓷器的秘窑。

在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也存有西夏瓷窑。西夏的大部分民用瓷器都是自己烧制的，这些瓷器生动传神，神态各异，工艺精湛，在模仿中原瓷器的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扁壶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

西夏陶瓷器生产的另一特色是有大量的釉陶建筑构件。在西夏王陵的遗址、西夏宫殿遗址中残留了许多琉璃瓦片。可惜的是，在蒙古军的毁灭性破坏下，宫殿和陵园的原貌已无法知晓，我们只能从出土的各种建筑构件中想象它们曾经碧瓦重檐、装饰华丽的昔日辉煌。

建筑业　西夏的宫殿、官府等官式建筑已荡然无存，仅留下几处佛塔庙宇、王陵和一些宫殿遗址，如今我们只能从这些残存的建筑构件中来探讨西夏建筑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和特点。在宁夏银川市西北约70公里处的贺兰山水沟口，有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绵延约10余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风雨的侵蚀，建筑的主体早已不在，但从残留的台基、垣石、踏步等来看，此建筑自下而上依山体筑成阶梯状，匠心独具，格调天成，上下错落有致，高达50余米，十分壮观。

可以想象，在当时这是一座多么高大别致、富丽堂皇的宫殿，它就是西夏景宗李元昊为其爱妃没氏所兴建的离宫。离宫是西夏皇家建筑中的一种，除了宫殿建筑之外，西夏的皇家陵墓——西夏王陵和境内众多的佛塔建筑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西夏建筑业的水平相当高。

一般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官工建筑，包括宫殿、坛庙、衙署、兵营、陵墓、苑囿、王府、权贵宅第等；另一类是民间建筑，包括民舍、作坊等。历代统治者在制定典章制度时，都要用法律形式将官民建筑的形式和规模确定下来。宋代成书的《营造法式》，详细地记述了官式建筑的设计、施工、用料等，对宫殿建筑的形体、构件和细部装饰处理都作了严密的规定。

从西夏的宫殿遗址、现存塔庙和西夏王陵出土的大批建筑材料及装饰构件，如鸱吻、石础、石柱、方砖、套兽、垂兽、瓦当、滴水等来看，这些构件大都属于《营造法式》中所明确规定的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体系中官式高等殿堂建筑的构件，这说明了西夏王朝在建筑上基本承袭了中原王朝官式建筑的传统，例如瓦当构件：唐代因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瓦当多用莲花图案，西夏的瓦当滴水的花卉饰纹大多也是莲花，显而易见，这是继承了五代到唐朝的建筑艺术风格。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了佛殿、寺庙、皇宫的建筑材料、色泽、规格等，若违律则要受到惩罚，这说明西夏统治者完全接受了中原传统建筑伦理的建筑技术规范。

西夏党项羌族原来的居所习俗是“其尾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谈不上建筑。李德明在兴州曾“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李元昊正式立国之后，西夏的建筑业也随着统治阶级奢侈享乐的需要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西夏在建筑风格上多受中原唐宋王朝建筑文化的影响，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其中的。

从唐到宋的几个世纪中，党项羌族人民从青藏高原一带迁居到西北地区，他们长期与汉族杂居，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而多有变化。另外，党项拓跋李氏在唐、五代至宋初受到中原王朝的加封，世代为官，他们的汉化程度更甚于其他党项羌人。为了建国立邦，党项拓跋李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地向中原王朝学习，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建筑业。因此，西夏建筑的特点是“杂用唐宋，兼而有之”。

西夏的建筑也有自己的标志性特色。屋身构件中的人像支座，质地为红砂岩，底部平整，双目圆睁，高颧塌鼻，阔嘴厚唇，袒胸露乳，双手扶膝，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是西夏标志性建筑构件之一。还有西夏王陵出土的琉璃和灰陶的鸱吻，形状为龙头鱼尾的神兽，龙头上腭翘起，背饰鱼鳞，腮饰蕉叶纹。蕉叶纹图案是随佛教东传进入中国的，西夏是较早将这种图案应用于建筑装饰中的。

西夏王陵将陵台建成塔形，在中国传统陵园建筑中尚属于首例，这是党项羌民族在建筑中突出民族特征的标志之一。另外，西夏的建筑也体现了浓厚的宗教情结，建筑中较多使用莲花图案，迦陵频伽是佛国天堂中能发出美妙声音的妙音鸟，西夏王陵就出土了琉璃和灰陶两种类型的迦陵频伽，造型独特，形象逼真，被认为是西夏建筑中具有高超水平的标志性建筑艺术品。

出土的还有许多佛教题材的脊饰构件，这些具有宗教特色的建筑构件既表明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继承发扬佛教文化，又体现了西夏王陵的神圣，构成了西夏建筑的突出特点。

兴盛的采盐业　盐是大自然赐予黄河上游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厚礼，也是黄河上游地区丰富矿产资源中开发最早的宝藏。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凭借着自己的双手，把地处高寒荒漠的盐湖变成了养活人们的富源。黄河上游地区的数百个盐湖像颗颗明珠镶嵌在黄河以北的柴达木盆地、阿拉善沙漠以及宁夏平原东部。

这一地区的湖盐储量之富，为世界罕见。西夏政权拥有河套盐池和宁夏平原东部的盐池，采盐业是西夏最为兴盛的手工业之一，“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盐税成为西夏重要的经济收入。西夏的西安州有池产颗盐，自熙、河、兰、鄯以西，仰给于此。西夏的盐州、灵州境内也是盐池众多，这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弧形低洼地带，史称“盐川”。

盐川被长城横切成两部分，长城外有北大池、苟池、鄂包池等盐湖，长城内有花马池、滥泥池、波罗池、莲花池等盐湖。这一片“积卤为盐，积盐为雪”的宝地，在唐朝时就开发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温泉池、长尾池、五泉池等。西夏时期，这里的居民“以贩青白盐为命”。直到今天，在宁夏盐池县境内和陕西定边县境内仍可以看到许多雪白的盐湖滩，而且，其中有部分盐湖现在还在用于产盐。

我们可以想象，在千年之前的西夏时期，这里的盐产量是多么丰厚。西夏对盐实行官营，在中央设置盐铁使一职，专管盐铁。西夏的盐除境内人民使用外，还用于和周边各国的交换。西夏乌池所产的青盐味道甘美，质量高于北宋解池的盐，因此，西夏通过与宋的青盐交易获利颇丰。

宋朝曾采取封禁政策，致使“戎人乏食，相率寇边”，而关陇之人也因无盐以食而人心浮动。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时，西夏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每年要输往宋朝10万石食盐。宋朝对西夏的其他条件都应允了，唯独对10万石青盐之事未准许。可见西夏盐资源的丰厚，也反映了西夏与宋朝在盐贸易领域内的竞争。

当我们到甘肃去旅游，在甘肃安西榆林石窟的壁画中，会看到一幅西夏时期的《酿酒图》，画上绘有两位中年妇女，一位坐在炉门前添柴吹火，目光直视炉灶上的酿酒蒸馏器；另一位站在灶台旁边，手持陶钵，回首面对炉门前的妇女，若有所问。炉灶旁边放着一把酒壶，一个高足碗和一只木桶。这幅画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西夏采用“蒸馏法”酿酒的情景。

党项羌族是游牧民族，他们日常以肉食为主，经常活动于旷野之中，酒能帮助温胃御寒，因此，酒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酿酒业在党项羌族中历史悠久，是西夏古老的传统手工业之一。早在党项羌族迁居内地之前，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畜牛、羊、马、驴以为生为食的时候，就已懂得“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

迁居内地后，党项羌族虽然逐渐转向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状态，但善于酿酒、饮酒的古老习俗却一直没有改变，而且传统的酿酒业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无论河西走廊还是沿边的山界，到处都有酿酒的作坊。

党项羌族不仅在婚丧嫁娶、聚众议事、论功行赏、举兵征伐、出行狩猎、庆贺诞辰、欢度佳节、外出放牧、接待使臣等重大活动时要开怀痛饮，而且在寻敌复仇、闲来无事时也以饮酒为乐。李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

酒在西夏国内的品种很多，销量也很大，党项羌人饮用酒的品种主要有大麦酒、小曲酒、马奶酒、黄酒、粟酒、普康酒（葡萄酒）等。西夏对酒实行严格的榷课制度，所有的酒曲都由官府酿造。西夏的酿酒分为官1酿和民酿两种，官酿是指各级官府开设的酒务或酒坊。

民间的酿酒必须在官府的同意和监督下进行。首先，必须经过官府的批准才能开酒坊，不经官府批准私自酿酒至百斤的要受到惩罚。其次，还必须使用官府的酒曲，专曲专用，不得转卖他人。

商业与贸易　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西夏商品交换频繁发生。另外，西夏所控制的河西一带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当时分立的各个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兵戈相见虽使昔日的陆上丝路渐趋冷落，但却并未阻断丝路中西交通要道作用的发挥，依旧有中西各国的政治使团、贸易商队、文化使节穿梭于这条丝路古道上。

“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的场景还能依稀再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夏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司马光对西夏对外贸易状况是这样描述的：“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

其三面皆氐戎，鬻之不售。唯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说明了西夏在对外贸易中对中原王朝的依赖性，对外贸易对西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政治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西夏与周边各国及民族的贸易一般都具有经济和政治需要的双重意义，既满足了双方的经济需求，又使双方保持了和平友好的政治关系。西夏商品交换的物品较多，有土地、房产、牲畜、布匹、粮食等各类日常生活用品。

在西夏的商业领域内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本万利”的高利贷非常盛行，这可能与当时西夏与周边政权频繁的战争、天灾人祸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夏的高利贷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典当和借贷。20世纪初，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遗址中出土了15份西夏天庆年间的典当文契。

1989年，在甘肃武威新华乡遗址发现一批西夏文献，其中有一件为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二十五日没水何狗狗向瓦国师借贷糜子的契约，而且在西夏的法律中有专门关于高利贷的法律条文。这些都说明了高利贷行业已经渗透到西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较为频繁。

西夏的对外贸易形式主要有贡赐、贡使贸易，边境的榷场、合市贸易，私市贸易。贡赐、贡使贸易是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保持羁糜关系的传统形式，同时也是双方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西夏通过与辽、北宋、金各国的贡赐贸易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榷场与合市是边境贸易的主要形式。西夏在边境先后开通了多个榷场、合市。

但是随着夏与邻国关系的变化，榷场、合市时开时闭，地点也在变化。宋朝在当时就经常以关闭榷场来对西夏进行经济上的制裁。在榷场、合市贸易中，西夏的货物以畜产品、青盐和药材为主，尤其是羊、马每年都以数千只、数万匹计数。西夏的青白盐，每年卖给宋朝边民的有10万多斛（折合成当时宋朝计重单位约500万斤），由于这种盐味美价廉，宋朝边民十分喜爱，曾一度对宋朝的解盐造成严重的冲击。

宋朝与西夏交易的货物主要有茶、丝织品、日用品等，尤其以茶和丝织品为重，这是由于西夏境内的党项、回鹘、吐蕃等民族的经济生活多以游牧为主，饮食多以肉、奶为主，需要饮茶来帮助消化、调节生理机制以减少疾病。但西夏境内又不产茶，所以所需的茶都要从中原宋朝输入。输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马或其他畜产品与宋朝交换，“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茶里来”，就是对中原王朝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这种以茶马为主的互市贸易的咏赞；二是靠宋朝的赏赐。

这种茶马贸易在西夏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格外重要，茶在西夏境内的价格也十分昂贵，以茶数斤就可以买羊一只。西夏每年所得的茶，除了供统治阶级享用外，主要用作军功等的赏赐物品。私市贸易是适应西夏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时间早于榷场、合市。

虽然是私市，但其交易的产品却种类繁多，包括了西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宋夏关系紧张，榷场、合市关闭的情况下，私市就成为解决生活用品不便和损失的主要方式。“传闻近岁法禁疏阔，官吏弛慢，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描述的就是私市在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