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大德五年（1139年）六月，崇宗李乾顺卒，终年56岁，在位54年，谥号“圣文皇帝”，庙号“崇宗”，陵名“显陵”。他的儿子李仁孝继位，当时16岁，就是西夏仁宗。

仁宗与前三代君主有所不同，西夏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都是幼年继位，朝政都曾被后党把持，而仁宗从继位之初就执掌政权，开始彰显自己的政治才能。

李仁孝在为他父亲办完国丧之后，在政治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大德五年（1139年）十一月，尊其母任氏与曹氏为两宫太后。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使两宫太后势均力敌，不能干预朝政。其次，他立罔氏为皇后。他选择罔氏为后，也是颇有用意的。

罔氏家族在党项族中是一个势力强大的部族，罔氏本人又是一个知书达理、聪明贤惠的人，尤其是她在汉文化方面颇有造诣，这一点深为仁宗赞赏。仁宗立罔氏为后，有两个作用：一是依靠罔氏部族加强皇族的势力；二是为仁宗政治革新中的大兴汉学奠定了基础。在较短的时间内，仁宗李仁孝就完全控制了朝政，仁宗以其过人的政治头脑赢得了“制义去邪”皇帝的美名。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重视文化教育是世代相沿的优良传统，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阶级更是懂得“建国君民，教育为先”的道理，崇儒重教是基本的文化国策。夏仁宗李仁孝也深知“人才乃国家兴衰之所系”，所以，仁宗在取得政权的初步稳定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核心仍是加紧推广汉化。

内容涉及制度、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中尤为突出的成就是在教育领域内的革新。由于封建国家发展的需要，仁宗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西夏国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李仁孝在封建政权机构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了官职名称，使西夏的官职由以前的蕃汉两种称呼变成一种称呼，完全按照宋朝的官制和职官名称确立；二是进行封王制，以巩固西夏封建所有制和皇姓家族的统治。

在精神文化领域内，李仁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弘扬佛教。在全国范围内仿宋朝办学校、兴科举，这是仁宗的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改革。西夏到李仁孝时，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都出现了稳定繁荣的景象。这与西夏仁宗的兴汉学、重视人才培养不无关系。

夏人庆元年（1144年），夏仁宗仁孝为了进一步扩大人才培养的范围和规模，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下令在全国各州县设置学校。“国中增弟子员三千人”，人才培养的数量提升了10倍，对象也由原来的蕃汉官僚子弟中的俊秀者扩展到了低级官僚和庶人子弟之中，开始了全国范围普遍意义上的人才培养。

另外，为了加强对党项贵族宗室子弟的培养，仁孝又特意在宫廷中设小学，培养的对象是皇族宗室子弟，年龄在7～15岁。选专门的人予以训导，仁孝和皇后罔氏也常去讲授。1145年，仁孝又模仿中原制度，创立大汉太学。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篇《新修太学歌》，赞美了夏仁宗重修太学的事情。根据史料《新修太学歌》（西夏曾于1192年重建太学）记载的内容看，西夏太学的形制完全继承了中原汉唐的传统，西夏所设太学应属西夏国学之大学，也是西夏的最高学府。西夏太学的生员学习的主要是蕃汉语诗文，还有医学知识和佛学。太学的设立使西夏的教育机构设置达到了较为完备的状态，也使西夏的人才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年（1146年），西夏又尊孔子为“文宣帝”，让各州县建立庙宇、立孔子像，使西夏百姓顶礼膜拜。李仁孝为孔子加帝号以示尊崇，此举在中国古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148年，仁孝仿宋制建“内学”。

宋在理宗时设内小学，专门收贵胄子弟中的超异者和宗室10岁以下儿童资质优秀者入学教育，设有教授、直讲、伴读等教官。西夏既是仿宋建内学，那么西夏的内学也与之相类似，也选名儒主持。当时的西夏，在汉文化的濡染之下，不少的党项羌人精懂儒学，造诣精湛，与内地的汉族文学人士相比并不逊色，如斡道冲、濮王仁忠、骨勒茂才等人都是善用汉文化来浇灌西夏社会的代表人物。其中斡道冲就曾被任命为蕃汉教授。

元人虞集在《道园学古录·西夏相乌公画像赞》中曰：“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远，人鲜知。坏宫改作，不闻金丝，不忘其亲。在贤孙子，载图丹青，取征良史。”这一方面表明了斡道冲在西夏历史上的地位之高。

同时，也反映了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学和儒学人才的极度重视。在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的辽、金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与西夏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另外，李仁孝在官吏的选用制度上也进行了革新，以适应西夏封建化发展的需要。仁孝时期，模仿宋制实行了科举制。夏人庆四年（1147年）八月，李仁孝建立“立唱名法”，在宫中亲自策试举人，并复设童子科。

于是，“取士日甚”。这无疑扩大了西夏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使大量的有识之士脱颖而出。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就是科举出身，“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几擢大都督府主”。

天庆十年（1203年）三月，“策士，赐宗室遵顼进士及第”。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西夏神宗时的权鼎雄，是天庆中举的进士，夏献宗乾定三年（1225年）的名臣高智耀也是进士科，翰林学士王佥、焦景颜、刑部尚书李国安等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在西夏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时西夏的科举制虽然在取士科目上还有局限性，但是西夏的人才选用制度已达到了形式上的完备。自仁孝实行了设科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西夏灭亡。

李仁孝对西夏人才的培养和汉文化在西夏的传播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此，儒学的统治地位在西夏完全确立。西夏蕃汉文化的斗争在经历了李元昊、李谅祚、李秉常、李乾顺到李仁孝时期，最终以汉文化的胜利而告终。仁宗时期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使西夏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西夏进入了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