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在立国之前的李继迁时期就曾“曲延儒士”，李德明也曾大兴中原之风，此后的西夏历代君主也都十分注意对汉人儒士的任用。

这些汉人儒士在西夏国家封建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张浦、张元、吴昊、张陟、张绛、杨廊、杨守素、张文显、张延寿等，原来都是宋朝的官员，西夏开国之时，他们中有的人就分别担任中书、枢密、侍中及诸司之类的重要官职。他们倾平生所学，为西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继迁时的张浦是银州人，侍奉李继迁、李德明两世，忠诚练达，知无不言。张浦死后，李德明在为他追丧时，曾失声痛哭，并赠予“银州观察使”的称号。李元昊称帝后，追封张浦为“银川佰”。张浦之所以能够得此殊荣，是源于张浦对夏州割据政权的重建所起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张浦对李继迁反宋根据地的选择、争取党项羌族的支持、反宋的成功以及辅佐李德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据史料记载，夏州留后李继捧归宋后，李继迁留于银州，不愿意内徙，在谋划策略时，李继迁的弟弟李继冲说：“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请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可以得志。”而张浦不以为然，他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张先避走漠北，安立室家，联络党项羌族豪右，卷甲重来。

李继迁接受了张浦的建议，从而逃到蕃族聚集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张浦主张走避漠北，是考虑到漠北所具有的地理优势和人文优势。漠北地斤泽的地理优势在于，距夏州300里，善水草，便蓄牧，四面沙碛，兵难骤进，易守难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地斤泽的人文优势在于，此地是蕃部所聚之地。这里的蕃族逐水草而迁徙，较内徙于夏、银、绥等地的蕃族而言，更善于骑射和作战，有利于继迁建立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反宋军队。当地的党项羌“以姓别为部落”，内部处于一种无统一领导的分散状态。

在此历史条件下，要想得到当地蕃族的支持，则必须先取得各蕃部首领的支持。张浦提出联络豪右的策略符合当地党项羌少数民族社会组织形式的特殊性。此后，在李继迁反宋朝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张浦的鼎力辅佐，为此，宋朝曾扣押张浦以遏制李继迁的反宋行为。

李继迁在临终之际把李德明和夏地方政权的未来都托于张浦，说：“公等并起等夷，谊同兄弟，孺子幼长兵间，备尝艰苦，今俾以灵、夏之众，虽不能与南北争衡，公等戮力辅之，识时审务，或能负荷旧业，为前人光，吾无憾矣！”这足以看出张浦在夏地方政权成长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李德明继位之初，宋针对夏地方政权处于“国危子弱”的情况，对其采取以厚利诱使各蕃部归宋、通过战争的方法征服等策略进行攻击，想使其归附于宋。但何时归宋，以什么样的方式归宋？这都关系到夏政权的存亡。

在这一关键时刻，张浦又一次为夏政权作出了贡献。他建议李德明借取得凉州之战胜利的机会，向宋朝提出归附，从而使西夏在政治、经济上都得到巨大的实惠。

李元昊为了建立强大的国家，很注意培养和招揽人才，西夏国内任用的很多官员都是不分蕃汉民族，这也是西夏政权具有开放性特点的体现之一。宋朝许多文人“举子不弟，往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汉族书生张元、吴昊受李元昊重用的故事更是被传为佳话。

张元、吴昊两人本不叫这个名字，他们都是满腹经纶、胸有大志之人，中原当时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一般的知识分子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显亲扬名、飞黄腾达。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是当时广为流传的《劝学诗》，既是统治阶级劝诱学子们苦读的格言，也是他们及第之后获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但不幸的是，张元、吴昊二人却“累举不第”。一次次的失败使他们丧失了信心，两人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他们本想弃笔从戎到西北边疆去，在战场上为祖国效力，可到了边疆之后，宋朝西北边将的犹豫却使他们有了“径走西夏”的想法。他们二人历尽艰难到了兴庆府。

为了能够引起李元昊的注意和欣赏，他们想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即把元昊二字拆开，分别作为自己的名。他们到西夏皇宫门前的一个酒家，喝了一天的酒，等有八分醉意的时候提笔在酒家墙上写道：“张元、吴昊，来此饮酒。”巡逻的士兵见他们的装束不像西夏人，便将二人拘捕起来，并将此事告知李元昊。

李元昊十分惊诧，很有兴致地召见了他们。经过交谈，李元昊觉得二人语出不凡，便以礼相待，授以官职。张元、吴昊二人在西夏参与国事，张元在西夏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官至西夏国相。他曾在仕途得意之时写了《咏雪》一首，以表达他的心情：

七星仗剑决云霓，

直取银河下帝畿。

战退玉龙三百万，

断鳞残甲满天飞。

李元昊因张元聪慧果敢、多奇计、喜欢诛杀，与自己的性情相投，而特别欣赏张元，对张元委以重任。李元昊时，西夏立国、攻打宋朝的方略，大多是由张元、吴昊他们策划的。如好水川之战就是由张元策划的。

李谅祚时期的景询、苏立二人也是汉人。李谅祚也是一个汉文化的钟爱者，他“每得汉人归附，辄共起居，时致中国物，娱其意，故近边蕃汉乐归之”。当年西夏攻掠秦凤一带时，俘获汉人苏立，李谅祚见其有才，便授以官职，苏立在西夏政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景询，延安人，很有学识，但犯了死罪，为了逃命，他投奔到西夏。苏立向李谅祚举荐了景询，李谅祚爱其有才，就授予景询学士，景询也为李谅祚时期攻掠宋朝的成功出力不少，因此，宋朝曾下令边将若俘获景询后，杀无赦。

西夏前期的这些汉人多为谋臣，他们为西夏立国兴邦出谋划策，或出使大国，不辱君命；或参谋军事，出奇制胜。李守素、张元、吴昊、景询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西夏后期，由于李乾顺、李仁孝两朝对儒学的大力发展，西夏国内的汉族文人学士辈出。

仅见于文献记载的翰林学士就有数十个，如第一批翰林学士中的王佥掌管编修实录，杨彦敬是仁宗时期的名臣；刘志直和他的弟弟刘志真都是当时的名士；李国安由翰林学士任邢部尚书，掌管国家法律、刑狱事务；权鼎雄以文学著名而被授予翰林学士。

襄宗李安全夺位后，权鼎雄弃官隐居山林，神宗李遵顼继位后，又召他为左枢密使，掌管全国军事机密、边防事务，后又被任命为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课考、升降、调动等事务，是当时的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