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妮·魏特琳(MinnieVautrin),中国名华群,美国传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小镇。家境不裕,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勇敢的个性,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打工挣取上大学的学费。

1912年,初到中国安徽,见女子多不识字,便矢志推动中国女子教育,创办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学。1917年魏特琳考取伊利诺州师范大学(IllinoisStateNormalUniversity),毕业后在LeRoy(伊利诺伊州)中学开始教学生涯。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

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17日,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

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不久,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为红十字会委员。

在日军占领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华女士临危受命,不敢贻误。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12月13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奸淫掠烧杀。此时妇女儿童蜂拥而来金女院的难民收容所。有青年妇女装扮成老妇的,有女扮男装的,还有老妇、儿童和男人,一个个惊恐万分。华女士守着大门劝说,为了多保护一些年轻女子和儿童,请男士和老妇回家。难民们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个立足之地。

保护上万妇孺的人生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华女士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他们不可理喻。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在难民所里,许多难民失散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笼罩着难民营。华女士安慰鼓励他们,给他们胜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同时她为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去设法寻找。

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与包抄。12月1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与工作在学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震惊与愤怒。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

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对凶暴发狂的日军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

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所写:“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

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陵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了。

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里,年仅55岁。在遗书中,她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临终前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观音菩萨,到中国去的传教士。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却是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

明妮魏特琳没有双亲,没有家庭,她在密执安州的弟弟把她的遗体运回了一个叫雪柏的小镇,简单安葬。在当时的美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女人。但在中国,魏特琳的死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远远超过美国。

在她葬礼的同一天,金陵女大的师生在成都也举行了悼念仪式,国民政府也在获悉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后,表示哀悼,并授给他一枚精致的银质奖章。

这个孤独的女人在临终的一刻,仍然记挂着遥远的中国。

她被安葬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碑上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平面图,并且刻着“金陵永生”这四个中文字,1940年6月1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嘉奖令,以褒扬魏特琳在中国的特殊功绩。

在《拉贝日记》中,她的功绩,被记叙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