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要代表，人们都熟悉他以锥剌股，发愤苦读，最终功成名就，身佩六国相印的故事。根据《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苏秦能言善辩，先后赢得各国国君的信任，“于是六国从 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两千年来，司马迁笔下所描 绘的苏秦的事迹广为流传。然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 帛书修正了司马迁的一些记载；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周骋又对苏秦相六国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

首先，当时的历史状况不允许会有缔约发生。按《史记》的记载, 苏秦先后去游说周显王、秦惠王、赵肃侯，却都没有能够打动他们。 当他来到燕国，也蹉跎了一年多才见到了燕文公。但他最终说服了燕文公，并得到燕的资助，再次访赵，开始了他的合纵反秦事业，这时是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

而合纵的解散，按照《史记》的记载: “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此事是发生在周显王三十七年。也就是说，苏秦相六国只能发生在这三年之中，而恰恰有许多史料可说明，这三年中，缔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不存在。

周显王三十五年，韩国之君还是昭侯，而苏秦要与之晤谈的宣惠王要到次年才即位；秦又败魏于雕阴，如果缔约已成，秦不会如此嚣张。因此，这一年不可能完成合纵之约。三十六年，秦与魏、赵与魏、齐与楚之间都有战事发生，说明至少有四个缔约国处在战争状态，因此，这一年也不可能缔约。三十七年，魏因与秦较量失利， “纳阴晋与秦”；齐魏联合伐赵；齐趁燕丧，伐燕取十城……

我们知道，在各谋己私的诸侯国中，只有在达成高度谅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缔约，而这些国家处于或刚刚脱离交战状态，就立即修好缔约，旋即又打得一片混乱，这实在有悖于情理。这一年中可能有过一段休战时期，但要完成一项需六国共同参加的合约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的。这就是说，历史没有为苏秦的合纵在时间上留有余地，相六国又从何舰？

其次，合纵抗秦还无法引起各国共鸣。秦的威胁是合纵的基础， 但在上述三年之中，秦的国力还不算很强，其造成危害的性质和规模都还不足以达到使六国警觉乃至联成一体共同对敌的程度。当时，齐取代了魏的霸主地位，而秦开始向东方经营。秦东进的第一道屏障就是与之接壤疆界最长的魏国。

因此，在周显王三十七年以前，秦的打击锋芒主要集中在魏国。对其他各国来说，当时的魏较秦更是害群之马。三家分晋之后，魏仍然以旧晋的继承者自居，欲行使旧晋在各国 事务间的权利。除了燕之外，魏几乎与各国都交过战，掠获土地甚多。因此对各国而言，秦的威胁毕竟是一种远非当务之急的潜在可能性，遏制魏的侵掠要比共同抗秦更加迫切，即使各国君主在苏秦的开导下变得目光远大起来，也不可能在仓促间就能拼凑起一个反秦联盟。

其三，苏秦游说的法宝是晓之以害，诱之以利，但他的说辞经不起推敲的地方甚多。如他对燕王分析，燕的大患是赵国，而秦距燕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因此结论是：“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既然如此，燕为什么要与于己无害的秦为敌？

又如他第一次到赵国游说不成，是因为赵肃侯之弟奉阳君为相，而“奉阳君弗悦之”。 当他再次赴赵，奉阳君已死，他就成功地说服了赵肃侯。但事实上， 其时奉阳君并没有死，二十多年后，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恳请其叔公子成予以支持，这公子成就是早年的奉阳君。赵肃侯当时还说：“寡人年少，立国日浅。”

这也不符合史实，其弟奉阳君都可以为相，肃侯还会年少吗？当时赵肃侯即位已逾十五年，“日浅”之说同样 不可信。再如，齐国当时数挫强魏，拯救韩赵于覆灭，其地位可视为东方盟主，苏秦却说齐“欲西向事秦”；楚国的围势正空前鼎盛，东灭强越，觊觎强齐，而苏秦也说其“欲西向而事秦”。这些说辞实在是属于无稽之谈。

其实，苏秦的最高成就是在燕国显赫过一时，在一般人眼里，以他早期的出身而言，能在燕国取得高官厚禄，这已是极大的成功。或许正是这种成功，为他相六国的神话提供了创作素材。苏秦与吴起、 商鞅等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具体的治国方略，只是一味强调利害，而这类利害又极不固定，可以任意夸大或缩小，这种显得空泛的言辞, 使他可以得逞于一国，而不能通行于天下。

当时，夸大秦的威胁是他游说的核心，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到了各国对秦的进攻无招架之力的时候，苏秦的秦患论就成了先见之明。其后，各国联合、共同抗秦是 一个较长时期的主题，因此苏秦其人其说受到长期关注也是正常的， 而他相六国的神话，也是这种背景下时代所需要的产物。

苏秦成功地预言了秦对天下的兼并，历史应该给他一席之地。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佩六国相印，这也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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