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殿正式命名之前俗称“大殿”，因为早期满语中并没有与“殿”相应的词，而是用汉文中音译的“衙门”一词来形容它，所以把“大殿”称为“大衙门”。其实“衙门”这个词，正好能比较贴切地表达大政殿在清人管理下的主要使用功能。

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之前，满族社会基本处于氏族制时期，当时的每个聚居的氏族或部落，都要有一处供其首领商议和决定重大事情的场所，对重要案件的审判也要在这里进行，与汉族地区各级政府衙门的性质十分接近，因此满族人也就用这个词来称呼它。建国以后，汗王和贝勒、大臣们议定国家军政人事的地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国家的“大衙门”。

早在赫图阿拉建国时就已有了这类建筑，即后来当地人所称的“汗王殿”。迁都辽阳后新筑的东京城中，更是专门建造了“大衙门”，而且还是与大政殿相同的八角形，《满文老档》中称之为八角衙门或八角殿。沈阳故宫大政殿则是与以前的大衙门一脉相承的。

在清朝入关前，决定国家军政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汗王（皇帝）与八旗中的议政贝勒（王）和议政大臣共同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而大政殿就是召开这种会议的专门场所。皇太极时期许多关于国家重要决策的讨论和涉及对皇室贵族的处分案件都是在这里最后确定的。

满族早期的“大衙门”还具有集会的功能，即召集众人举行某项仪式或宣布某项需要周知的事情，大政殿也继承了这种用途，成为当时国家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后金建国以后，每年最隆重的国家大典是元旦（正月初一）的朝贺和筵宴，清太宗时期都固定在大政殿前进行。每逢那一天，皇太极清晨在清宁宫祭神并到城东门外的堂子祭天后，就来到大政殿升坐宝座。

文武群臣以及前来祝贺的外邦使臣都已在殿庭按次序排列整齐，时辰一到，即依次上殿行礼进表，向皇帝恭贺新春。随后便在此举行有数百人参加的新春大宴，宴间还要表演满、汉、蒙古、朝鲜等各民族的舞蹈和杂耍、摔跤等各种助兴节目，有时甚至会连演数日。除元旦之外，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节、皇帝登基、出征凯旋等大规模庆典仪式也都在大政殿前举行。

此外，由于大政殿地处皇宫附近的城中心，也作为临时召集官员的集合地点。皇太极时期规定，如遇有紧急情况来不及通知，只要听到在盛京城八个城门同时击鼓，各级官员必须迅速赶到大政殿前集结听命，也体现出这座大殿作为国家政权象征的重要作用。

清入关迁都北京后，大政殿是唯一继续常年使用的旧宫殿。其原因是清代盛京城的官员，还保留着“坐班”和“朝贺”两项在大政殿前举行的仪式。按照清入关前的规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是“常朝之日”，相关文武官员必须到皇宫殿前排列整齐，经礼部官员点名查验后，“有事早奏，无事退朝”。

顺治进北京以后，虽然皇帝已不住在盛京，但这种制度并末取消。每逢常朝之日，负责管理大政殿的官员要事先将殿内外打扫干净，陪都沈阳城内各衙门文武官员清晨就到大政殿前御路两侧，面向大政殿方向按次序排班坐好，至规定时辰，由盛京礼部监礼官按名册对照并记录后，仪式即结束，众人各自散去。因为京师官员们要向皇帝磕头，而盛京只是向宫殿而坐，所以清代典制中称这项礼仪为“坐班”。

另一项是在大政殿前举行的朝贺礼。按清朝制度，每逢“三大节”即农历元旦、冬至和万寿节（皇帝、皇太后生日），全国各地的官员都要举行朝贺皇帝的礼仪。其中北京是在故宫太和殿前，外省是在本官署衙门内，而盛京城内官员则在大政殿前行礼叩拜，也成为陪都城的一项特殊礼制。

清入关后大政殿最重要的使用功能是在皇帝东巡盛京祭祀祖陵期间。按照乾隆时期的定制，东巡期间有两项仪式要在这里举行。一是在崇政殿庆贺典礼之后，要在大政殿前颁布宣告东巡谒陵大礼告成的诏书。第二项则是隆重的筵宴大典，一般在皇帝祭祀三陵已毕入住故宫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

相关官员事先已将典礼所用的编钟、编磬等宫廷乐器和宴桌等摆放在殿前，通常的情况是在殿内宝座之前摆设大宴桌一张，供皇帝专用，满、蒙王公贵族的宴桌摆在殿内两边，其他人的宴桌则放在殿旁台基上和殿庭之中，皇帝宴桌以外都称为“跟桌”，数量是整整一百张。吉时一到，皇帝由驻跸的西所行宫乘轿至大政殿升坐宝座，王公官员等在殿前跪迎行礼后各自入座。

筵宴开始后，众王公大臣的代表要向皇帝敬酒，而皇帝赐给众人的酒果点心等则由御前侍卫逐桌送上。席间，王公大臣要在由乾隆皇帝亲自填词的“世德舞”乐章伴奏下，每两人一组依次到殿前起舞助兴，还要像入关前大政殿筵宴时那样，由侍卫表演摔跤、翻跟斗等助兴节目，场面十分热闹。

这种大宴的参加者，除随驾东巡的王公大臣外，还有盛京地方官员和皇亲国戚、乡贤耆老的代表，每次都不下数百人，而且从乾隆至道光历次东巡都按制举行，成为皇帝在祖先宫殿前款待臣僚和家乡父老的欢庆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