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存在8年之久的西南联合大学遇到了很多阻难，但是就算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依旧做到了现在很多大学都做不到的学术研究，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让内行领导内行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今天的社会分工如此繁多，但所有的从业者都惧怕一件事情-上级给你空降一个压根不懂行的人来给你做指导工作。

他们什么都不会，但是却有着“一腔热血”什么事情都喜欢指手画脚，结果就是搞砸了他们能搞砸的一切。

这种情况并非今天独有，因此蔡元培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

由于延续了北京大学的自治传统，西南联大对于国民党当局发出的有可能损害大学发展的种种要求敢于抵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大学的独立性和正当利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

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回去。

这种内行领导内行，懂得人去教学生的方法，是西南联大成功的关键一步。

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来自苏联的专家阿尔辛杰夫带来了他的“苏联模式”。

按照老大哥的思想体系，对于国家发展指标有用的只有理科生，毕竟无论是航天、半导体还是材料学都和“数理化”有关，你一手文字再漂亮有什么用？

而社会学和心理学更是苏联体系的“异端”，因为马哲已经非常好地诠释了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再用另一套系统去解释么？而心理学更是地道的“唯心主义”产物。

终于在1952年后，是否砍掉以上这些科目上升到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高度。

关于院系调整的书籍。

万幸的是苏联专家把人类学归于生物学下面，让复旦生物系可以保留一根独苗。但是它的“兄弟”：考古、文化人类、语言人类等，就没这么幸运了，作为”资产阶级人文学科“的它们被彻底割弃了。

我们应当庆幸西南联大时期没有简单粗暴的苏联专家。

观点可以不同，但是必须包容彼此。

以人的思想和观点去评判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哪怕是赵高的著作也能成为儿童的启蒙读物。

今天很多人非常热衷于抨击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三观不正”，可惜的是说这话的人往往不懂得什么是“三观”。我们今天说的“三观”其实就是哲学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喜欢说三观的人大部分其实只是争论其中的“价值观”。

偏偏价值观是最容易随着时代变动而更改，今天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人回到上个世纪一样会被视为邪魔外道。

价值观一直是社会争论的焦点，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正义的。

民国时期的大师们自然深谙此道，知道统一观点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强行统一的手段百害无一利。

因此“同无妨异，异不害同”是西南联大的精神，教师的学术派别、文化价值观都不一样，有战国策派，国粹派或复古派，欧美派，正统派，激进左派，还有“全盘西化”论的鼓吹者。他们相互之间的思想交锋有时十分激烈，但能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联大方面并不横加干涉。

学校没有硬性规定什么教学大纲，教师自编教材，讲授内容自定，发挥所长，独立讲授。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言论也完全自由，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教授或者学生认为投降日本是可行的，这也是西南联大的底线。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持和底线，短短几年时间，从今天看来办学条件十分简陋的西南联大中，走出了无数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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