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在农村“落户”，永远刘留在了农村。而当初这场返城“飓风”则是由在云南的知青率先吹起的。

至于由云南农场知青引发的这场“回城风”的波及程度究竟如何，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云南垦区的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各地，即从1978年12月起，有21个省、市、自治区（河北、山西、甘肃、宁夏、贵州、湖北、广东、西藏除外）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到1979年2月形成一股声势很大的“回城风”。

其特点之一是来势猛，波及面广。不仅许多的农场知青闹回城，在插队的已婚知青、已在当地城镇安排就业的知青、下乡后参军又复员在外地工作的知青，以及各类下放人员子女，也都引起连锁反应。

另一个特点是，许多地方出现了相似的越轨行为。一般是四处串联，成立各种形式的请愿组织，先是发传单、出小报、贴标语、集体上访、请愿游行，而后发展为任意罢工、绝食，甚至发生冲击领导、殴打干部、砸毁公物、抢劫商店、破坏交通等违法行为，严重破坏社会安定。

例如：新疆阿克苏地区几个国有农场的上海支边青年，从2月4曰开始成群结队集会游行，筹集资金，要求回上海。不久，波及阿克苏垦区的16个团场和城区工交建企业单位。一些上海支边青年组织赴京上访团，签写万名摺，围攻殴打干部，拦截车辆，多次罢工停产。

这场回城风波，在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还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但是，由于知青离场过猛过急，各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如黑龙江兵团在几个月中有15万名知青集中办理回城，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建三江农管局所属农场职工中，知青占8%，一下子返城3/4，出现“机车没人开、账目没人算、学生没人教，病号没人管”的现象。刮这场风，遭受损失最严重的要数云南垦区了。

到1979年末，上海到云南各农场的4.76万人，剩下3000人；四川去的4.1万人，对于这场风波引发的后果，云南赴京请愿团负责人丁惠民在1979年1月23日给王震发出的电报中也作了一番反省：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一两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虑的少，但是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局面。

当时的许多传媒对这次大闹返城也进行了狠狠地批评，有的指责是无理取闹；有的指责是失去革命斗志的表现；也有的表示体谅。

5月12日刊载在《阿克苏报》上的《五月遐想》，是一首以朋友口气教训新疆上海知青的诗歌：

也许因为早春寒气料峭，

有人筋骨单薄开始颤抖、动摇。

“四人帮”的浩劫使人悲叹前途渺茫，

难道就不能杜绝裙带、后门、官僚......怀疑在你心中播下迷惘。

你抱怨命运苦涩不逢时，

不愿再举起南泥湾的镢头，

钢铁的誓言随着岁月遗忘。

不，蠢虫必将被鸡啄。

朋友，对党的信念不容动摇！

不管怎样，返城风声势浩大，此起彼伏，最终以下乡知青大举返城而落下帷幕。

过程虽过于偏激，造成的后果也不堪目睹，但知青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其原因很多，我们也无法对其进行深研细究，在《中国知青悲欢录》一书中张力甫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文中的最终结论如下：

知青返城运动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中国要办大事都是很不容易的，所谓“大象屁股推不动”。

可是知青汇成这个涉及全国各地各县各农场各公社的大问题，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大概有这么一些原因：

首先是知青自己的据理抗争，尤其是云南农场和黑龙江农场，在这里的知青，既集中又有天然组织，能掀起较大规模的请愿活动。

其次是社会各界的支持。知青的命运同全国城乡休戚相关，城里人有子弟在农村，农民则有知青在自己的村里，社会普遍同情知青。

再次，当时邓小平等遭受“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同情和理解知青的处境，并将此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项内容，以稳定民心，驱动改革之轮。

最后有一个机遇问题。就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首先要有边疆的安定团结，像这样的知识青年闹事，当然会给边疆添乱，不如早早请出为妙。

不过这些都是咱们的猜测罢了。不管怎样，8万知青终于能回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