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规模的请愿“闹事”使得中央终于做出了实质性决策。知青终于如愿以偿，于是，大返城开始。

1978年，下放在云南农场的知青将近5万人，到1979年，仅仅过去半年的时间就只有70名知青留在那片土地上。

原云南兵团的知青后来回忆说：

1979年春天，做梦也没有想到知青可以返城，不用说，所有的连队都沸腾起来了！有的高兴得跳起来，有的抱着娃娃伤心地哭诉，有的忙着写血书，有的忙着处理家具凑路费回城，有的后悔不该在当地结婚, 有的后悔不该找异地知青，有的怨两地分居，想办法托交孩子……真是悲喜交织，不知谁对谁错。

知青一窝蜂地挤到场部办公室，开始还有秩序地排队办理，后来大家都觉得太慢，吵得工作人员无法工作，干脆用几十根橡皮筋接起来把公章拴在窗户上，谁想盖谁盖。然后，又像逃难一样找车返城。那些天街头尽是这些返城者。

场部大门口的公章悬挂在那里，任什么人来，都可以盖一下走。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知青可以无条件返城。因此，还都以病退的名义走的，需要农场的病退证明。

干部和老工人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注视着知青的举动。

积愤已久的知青多少有些失去理智。他们烧房子。

凡自己盖的房子或集体利用工余时间盖的房子，都烧了。家具，有的知青不愿留给老工人，也烧了。甚至碗都砸烂了。

知青生活区狼藉不堪。

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时间里，人们似乎疯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回城去！史卫民、何岚合著的《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下面这件似乎不可思议的事并非“天方夜谭”：

勐定农场有一个连队很偏僻，大约离场部40多公里。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场部开始发放迁移证。消息传到这个连队时，已经几天以后了。

欣喜若狂的知青们连夜步行40多公里，赶到场部去领迁移证，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热闹，几百个人满怀期待挤在一个窗口前。

等到一个小个子知青挤到窗口前时，迁移证已发完了。小个子知青如五雷轰顶，跌跌撞撞回到了连里，蒙头就睡。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在门后上吊死了。他太绝望了，以为没有领到迁移证，就是永远回不了成都。其实，过了几天，场部又开始发放第二批迁移证了。

诸如此类事，后人听了简直认为是天方夜谭，可笑可悲。但那时的青年人，那个环境里的知青们有此举，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1979年全国各地知青的大举返城风犹如洪水决堤，势不可挡。从云南边疆，从西北大草原，从祖国的北疆……通往内地的所有交通线上，一幅知青“胜利大逃亡”的景象使这个难忘 的春天更添一层悲壮！面对自己撒下过无数汗水的山川大地，每个逃亡者心中的那份酸甜苦辣谁人知晓？

有多少人为争取回城，义无反顾，但一旦喝完那杯临别酒，真正踏上归途之后，年轻人的心又是异味无常，一位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这样写道：

明天就要走了，留下一段青春，留下一丝惆怅；

留下莫名的遗憾，留下初始的夙愿，远远离开北大荒。

我要走了，已经没有了“修理地球”的豪情，也没有了屯垦戍边的壮志。我只想着回北京，就像当年只想着去东北........